一定，一定

“喂，X先生吗？我是广州姓W的，你去西部旅行时认识的，还记得我吗？”

西部？指的是四川九寨沟吗？那地方去了三次，只有第一次去的时候认识了一对广州的父子。那就应该是他们了。哟，都已经是十八年前的事儿了。

好多年前到广州去的时候也尝试联络他们，但是电话号码从六码晋升到八码，住的地方也拆迁了，失去了联系。所以接到这通电话时，有点惊讶。

一对很有趣的父子，都是摄影发烧友。当时四十五六的老爸，带了才二十出头的儿子，跑遍中国大江南北，手上各一台尼康机械式的摄像机，随时都在戒备状态，随时都可以对焦捕抓影像。也时常与我们交换拍摄的心得，所以在一起玩得很投缘很开心。

结束九寨沟的行程后，我们在成都分手，他们回广州，我们和台湾小妹就住在成都大哥的宿舍里继续在成都逍遥快活了一个月。回家途中路经广州，在火车站买了往香港的车票后，给这位广州大哥打个电话报平安，因为当时如果不是他的假期有限，他可能就会与我们一起去二道海探险。

当时他非得要请我们到他家里去吃顿饭，我们婉拒了他的好意，因为火车还有两小时就开了。但是他还是坚持说即使不吃饭，也要到他家里坐坐，盛情难却，就前去了。

计程车到了那区，已经见到他儿子在路口等着。把我领到家里去，喝茶聊天，还有看他们大江南北，东讨西伐的照片。广州大哥一直在厨房里忙乎着，偶尔就会探个头出来说几句话。我也一直在注意时间，怕错过了火车。

我要告辞时，他们总是一再挽留几分钟，直到我非走不可的时候，广州大哥从厨房里捧了一大盒他亲手弄得姜葱炒花蟹，还热腾腾的，说：“带上它，在火车上吃。”

那情，那香，就算错过了班车，也值。

“记得，我当然记得你。”说得有点迟缓，我正很努力的在拼凑十八年后的广州大哥是个啥样儿。但是一踏进酒店的大厅，我一眼就认出人群中的广州大哥，虽然岁月在他的脸上留下了些许沧桑。

叙了一夜的旧，道别时他说：“下次到广州，就算没有时间见个面，也给我打个电话。”

“好的，一定，一定。”

渴望一碗方便面

以往到印度去，都只呆一两天，所以不存在饮食上的问题。这次要到大大小小的五个城市呆上十几天，朋友建议我带方便面去，以解决饮食上不适应的问题，我一笑置之。

满以为在这个多元饮食文化背景下长大的自己，印度餐不管是南印度或是北印度的，已算是日常饮食的一部分，难不倒我的胃。不听劝告的结果，就是发现，偶尔吃和餐餐吃，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印度菜肴的最主要特色是，重香料。然而和印度的印度菜肴比较起来，新加坡印度菜肴的香料分量，下得太吝啬，太仁慈了。当地的印度菜，不只拼了命似的下香料，还很自豪的说大部分的菜肴里都下了各有百多两百种的香料。吃进口里的尽是香料的味儿，根本就分不清嘴嚼的到底是羊肉，鸡肉，鱼肉，或是蔬菜，也根本分不出这道菜肴和那道菜肴有啥不同。即使是主食，就见炒了一堆东西在碟子上，吃起来也不知是米饭，豆类，还是麦子面粉之类的。

虽然也可以找得到，但是不管咋吃，那些西餐中餐和任何其他餐食，都非常印度。

后来，很偶然的在机场一间小小的便利店里，找到一些马来西亚品牌的方便面，不做多想的就买了一碗，马上就要泡来吃，从来没有那么渴望的想要吃一碗方便面。

打开碗上面的封装，准备冲泡时，“咦，调料包呢？”跑回柜台去要求换一碗有调料包的，他却不肯换，并狡辩说包装上也没有列明里面有调料包，还说调料已经在面下面了。虽然知道不可能，无奈他无论怎样都不肯换，争论的言语速度又没有他的快，就放弃了争取。

本来就打算息事了，可是不知为何他却落下一句这样的话：“你以后买的方便面也不会有调料包的。”在当时的情景和极度渴望吃上一碗像样食物的心情下，他那句话听起来简直就是诅咒。

气急之下，回了他一句：“那希望你以后买的方便面，只有调料包。”

追求一片天空

同伴是台湾的八十后，对在印度所见的一切，有很大的文化震荡。

对环境的脏乱，到处是尘土，处处见垃圾的景象，皱眉摇头。我告诉他早期的泰国，乃至八十年代的中国，都存在同样的情况。

对贫民窟数目之多，范围之大，感到不可思议。我对他说七十年代的香港，八十年代的深圳，类似的贫民窟也是很普遍的社会现象。

对交通的混乱，糟糕的车堵程度，告诉他早年的台湾和中国城市，情况也同样令人烦躁。

对公共交通工具的拥挤程度，在七十年代的新加坡，我也经常是手抓住把手，在巴士徐徐开动时跳上车，然后身子吊在行驶中车身外的一份子。

想告诉他的是，每个城市都有那个地方的发展进程，此进程的速度都受其政治生态，文化背景，民族特性的影响，然而过程可能是很相似的。

更想告诉他的是，只要那些他认为很可怜的印度人或任何人，还没有放弃自己，还没有放弃希望，他们就会自求多福，追求自己的一片天空。

云河

寻找，
童谣里的云河。
以为，
就在蓝蓝的天边。

天空中，
寻不获云河的影踪；
却很享受，
翱翔于云海之上，
沐浴于云雾之间。

不去寻觅，
却在一个偶然的晴凉晨谷里，
云丝，
在如茵的山坡上悄悄的形成，
云水，
在微陡的山谷中绵绵的汇聚，
云河，
在寂止的空气里缓缓的翻动，
流出谷口，
滑翔旷原。

而今，
又见雪龙，
盘在孟买山谷间，
唯不见它旧时的纯朴。
云河水，
画出社会不均现象的界线，
贫民陋房在一边，
雕栏楼房在另一边。

一些不能理解的事

出门在外，偶尔会遇到一些无法理解的事情。这趟到访孟买，在北区的一间五星级的酒店里，就发生了一件这样的事。

在我们登记入住时，还算顺利，可是房门卡却有点问题，开不了房门，屡试不行。小差很勤快的来来回回的帮我们往柜台跑了两趟，还是开不了房门。当时很疲惫，所以对小差提说看看能不能给我们换另一间房间。他第三趟尝试开房门的时候，说酒店已经住满了，没有空房给我们换。

房门还是开不了，小差又跑了两趟。最后的那趟，我们等了很久，都坐在走廊地上，快睡着了。

后来他出现了，却好象不是在忙乎我们的事，而是跑到我们隔壁的房门口，用一种很不寻常的力道敲门，然后用震耳欲聋的声量，喊道：“Room Service! Room Service”。过后就把耳朵贴在门上，好象是在听房里的动静。

房里没有动静，没有人出来开门，他接着重复一次又猛力敲门和大声地喊，房里还是没有任何反应。我们都在猜想那房客应该是重听者，不然小差没有必要那么猛力的敲门或那么大声地喊叫。他那扰人的敲喊声，已经骚扰到其他房客的了，都纷纷开房门探头出来看个究竟。也怪不得他们，那小差那样的叫门法，很像房里的人出了意外或什么的。

小差重复敲敲喊喊了第三次后，就用一张房门卡把房门打开了，然后却走到我们跟前对我们说：“Sir, you can stay in that room”。我突然起了鸡皮疙瘩。

如果小差从柜台取来那房间的房卡，是给我们换房间的话，难道会给一间有人住的房间吗？那当然不可能。可是小差为什么把它当成一间有人住的房间那样叫门？

问他确定这房间没有“人”住吗？他好象装着没听到，敷衍了事的说没事，叫我们可以进去住。我很不自在，根本不想进去，可是见到同伴已经累得一冲进去就瘫在床上，就没有继续向小差追问下去。进去后更是心神不定的张望视察各个大小角落，在房里走来走去的，安定不下来，那个晚上睡得也很不踏实。

还好一整夜都没事，但还是不明白那小差为何要那样的叫门。

印度惊魂记

印度是世界上最混乱交通的国家之一，所到过的印度城市里，没有一个城市可以看到大规模使用交通灯，顶多是在繁忙时段可以看到一些交警在指挥交通。然而，印度人开车的技术却可能是世界一流的，在没有路面上的路道分界线，和没有交通灯的情况下，还要和其他的公路使用者如公车，货车，蚊子（印度这样称呼由摩托车改装成的载客车）和牛，争路抢道。这是除了要拥有高超的驾驶技术外，还要有容忍，谦让，和包容。

昨天在印度新德里，从城外回城里的路上，路上多车车行缓慢，载送我们的司机也可能为了争取时间，一面驾驶一面用手机接听和拨打电话。在一条双道路上，突然有个手拿着电击棒的交警冲出马路，挡在我们车子的前面，示意司机把车子停下。看到司机马上把手机关掉放下，大概知道是违规在驾驶时用手机。

左边的车子多，于是司机向交警打了手势，示意要交警让开好让他靠左停在路边。在交警挡在我们车子前面的时候，前面的车子已经走远了。就在交警让开之际，司机却突然踩油门加速往前去，完全没有停下来的意思。我们傻了。

回过神后，问司机：“这样做没事吗？”司机说：“有时没事，有时他们会追上来。”

我很慌张的转身看个究竟，隐约的看到那个交警正在上一辆停在路边的警车，好象有意思要来追我们的车子。回过身子想要告诉司机时，还来不及开口，他突然一个急转弯，车子已经向左拐进一条小巷子里。车子走没多远，才发现是一条死巷。他赶紧又倒车回头，看到一片像是刚刚被拆掉的贫民窟的荒地，就不做他想的驶进去，颠颠簸簸，尘土飞扬的穿过那块砖瓦凌乱，臭气熏天的沙尘路。

在一个空旷又激起那么多尘烟的地方驶过是个很明显的目标，我们更加紧张了。过了荒地后进入一条小路，找了一个停了很多车子的地方停下。我们都在东张西望的看看有没有警车经过，司机却若无其事的，不知从哪里找来一个小工，给了他一点钱，那小工就弄来一小桶水，勤快的把车子上的尘土抹干净。

过后他又气定神闲得把车子开上路，好象刚才的事情不曾发生过一样。在小区里忽而左转，忽而右转，忽而倒车，又时不时地停下来问路，很显然是迷路了。

直到找上了送我们回酒店的路了，他又是照样的一面开车，不停的按喇叭，一面打电话。我们的紧张情绪都还没有缓定下来，他竟然很轻松得意的对我们说：“在你们国家，不可能这样做吧？”

无言以对，可气，又可笑。

我觉得值了

电邮捎来令人振奋的消息，众战友听了消息后，欢呼兴狂。

在欢乐后的沉默中，回想起过去一年里在这事儿上所花的时间心血，所走过的崎岖路道，也挺甘甜。

这个标案我们是过江龙，去斗地头蛇。地头蛇近水楼台的，我们隔山跨海的，是在很不利的形势中。再加上他们不管是在公司的历史，产品的研发，对标案的认识，都比我们来得长，早，深。然而，在这场赛跑中，我们成了龟，他们是兔。

这也不是个普通的标案，施工处是一个深入地底三十米，长一千四百米的窄长隧道。隧道里的走道铺上的是细钢条大间隔的钢铁楼板，走起路来脚板极不舒服的。而这条隧道，我们天天都得来来回回的走上好几趟，一天都得走个十公里左右的。有时到地面上个洗手间都须走个半小时，后来我们下隧道工作前基本都不喝水了。

这个隧道是有特别用途的，所以在我们审查和测试期间，隧道必须关闭。因此我们必须在晚间工作，六点到凌晨三点。这样的工作时间虽然很适合我们，基本上一下飞机就可以马上投入工作，连时差都不用调，但是却有另一个问题，就是吃。

由于地点偏远，吃饭的选择不多，唯一的一家餐馆，六点后才开始营业，所以我们开工前只能用三明治充饥。收工后的时间是凌晨时分，也只能用三明治凑合着吃。就这样子，天天餐餐都是三明治，吃得我们是一想到三明治的味道就反胃。

在隧道里的工作条件更不用提了。加上没有固定，随时都可能长时间工作，乃至星期天也是正常的上班日，尤其是为了配合一些穆斯林国家的正常工作时间，很难找到年轻人加入我们的行列来分担工作量。

尽管如此，这个迟来的好消息是对过去的付出和努力的强力的肯定，兴奋剂和强心针。我觉得值了。

马不停蹄的秋

一生作事少商量，难靠祖宗作主张，独马单枪空做去，早年晚岁总无长。

在我自懂事时，父亲找师傅按我的生辰八字，算出来的命两，得出的“命”。这可真是个劳碌命。

年轻气盛时，不认命，不甘心，穷了大半生的努力，就是想证明自己，想证明这胡说八道的东西是错的，一派胡言。年复一年，日子过得好象是孙猴子和如来佛的手掌，逃不出这几句话的诅咒。

想到阿飞正传里，说有一种鸟，生下来就没有脚，不能停在树枝上，不能落在地面上，所以它只能不停的飞，飞，飞，… 直到它精疲力尽的死去，才落地。

北京也下过大雪了，秋去了，匆匆，都来不及看上一眼。

这个秋季，不知不觉地走过。整个秋季，马不停蹄。

一位理发师傅训练一个徒弟 [转贴]

对一个心持反对意见者，讲话却有必要谦和而委婉。否则正像把盐撒入伤口，会使他已有的成见更深。──英国哲学家培根。

高明的沟通者，通常拥有同理心；接洽万事万物多从正面发挥，可以化敌为友。

例如，早期的理发师训练徒弟，多要三年四个月才能「出师」。如今，一位理发师傅训练一个徒弟，经过三个月之后，! 就! 算学艺成功，可以正式上路。

有一天，徒弟「初试锋芒」、为第一位顾客理完发后，顾客照照镜子说：「头发还是有点长。」
徒弟不知怎么回答。站在一旁观察的师傅，立刻笑著解释说：「头发长，使您显得含蓄，这叫做『藏而不露』，很符合您的身分。」顾客听了，很高兴地离开了。

徒弟为第二位顾客理完发后，顾客照照镜子说：「头发剪得太短。」徒弟还是不知怎么回答。师傅笑著解释：「头发短，使您显得有精神、朴实、厚道，让人感到很亲切。」顾客听了，很高兴地离开了。

徒弟为第三位顾客理完发后，顾客一边付帐、一边笑道：「理发的时间挺长的。」徒弟没说话。师傅笑著解释：「为『首脑』多花点时间很有必要，您没听说：进门苍头秀士，出门白面书生？」顾客听罢，大笑而去。

徒弟为第四位顾客理完发后，顾客一边付款、一边笑道：「动作还挺俐落的！二十分钟就搞定了。」徒弟不知所措，沈默不语。师傅笑著抢答：「如今，时间就是金钱，『顶上功夫』速战速决，为您节省了时间和金钱，何乐而不为？」顾客听了，微笑点头地离开了。

到了理发店打烊之后，徒弟怯生生地问：「师傅，为什么您怎么说，就怎么有理？」师傅拍拍他的肩膀，笑著说：「?！」

徒弟听了很感动，从此更加用心学艺。几年下来，这名徒弟的技艺已非常精湛，足以独当一面了。

我们在日常做一件极普通的小事，由于说话方式不同，所获得的效果和回报也不大相同。不仅要会做，也要会说。

迷失在小印度

昨天午夜到家，今天还起了个早赶到小印度去办印度的签证。

原计划是今天就要到印度的，碍于没足够的时间，能让我在北京或伦敦将护照留在印度签证的代办处办理签证，所以只好匆匆的赶回来呆两三天办理签证。

还真的是匆匆忙忙的，递交申请准备缴款时，才发现钱包里什么币都有：人民币，港币，美元，英镑，欧元等，就是没有新加坡元。一臉尴尬的问了问办签证的人附近哪儿有UXX的ATM？他没停下手上的工作，埋着头很惯性的说：“大堂就有。”

到了大堂里见有人排队的地方，跟着排在龙尾，然后仔细一看，才看清楚是DXX的，不是UXX的。

赶紧又向警卫和附近商店店员询问附近那里有UXX的ATM，而且还特别强调要UXX的，他们都说不远的转角处7-11外就有一台。

到了那里一看，却是OXXX的。到7-11里问店员，却说对面商场里就有，去了看到的却是PXXX的。问了询问处又说对面就有，我对她说我就是刚刚从对面被误导过来的，然后她就一脸无奈的说那她帮不了我了。

这些人怎么都这样，都爱乱指乱点一通，让人走了那么多冤枉路。这里可是新加坡，可怎么感觉就像在印度？

最终还是靠自己的直觉，把ATM可能藏匿的角落都找了个遍，才找到那不是很起眼的小机器。

我开眼界了

从伦敦直飞北京要十小时，以为可以好好的睡一觉，弥补在伦敦三天里的夜里工作，白天失眠的严重不足眠。

唉，偏偏就是有人跟我过意不去。

由于是飞往北京的班机，中国籍的乘客居多。廊道对面的前一排座位上，有一对看似五十来岁的夫妇，好像上辈子没购过物似的，对班机上的免税商品特别感兴趣，餐后就一直在翻阅免税商品刊物。

空服人员把那装满免税商品的小卡车推倒过我的座位旁，就被他们截住。他们说话的声量蛮大的，在狭小的机舱空间里，更显洪亮。也不会英语，甚至听不懂空服人员说的英语，却很霸气的操着带点陕西口音的普通话，在免税商品刊物上指指点点的，示意他们要买的商品。

机舱里有两位来自新加坡会说普通话的空服人员，由于刚刚用完餐，正在茶水间忙乎着，没能过来帮忙。他们就这样的鸡同鸭讲，提高半调到近乎吵架似的声量，要空服人员给他们看样品。

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十几二十分钟，除了和他们“同伙”的人外，坐在他们周围的乘客，包括我在内，都显得蛮不安和不耐烦了。我就先跟空服人员用英语说，我们都想休息，能不能请他们把小卡车推倒机舱尾去让他们选购。然后我再用普通话给他们表达了同样的意思。

谁知道却招徕他们很激烈的回应：“我们买东西又不是偷偷摸摸的，为什么要我们到后面去”。。。“不去，哪儿都不去，就在这儿，又不是见不得光。”

没想到会有这样的反应，也看得出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自讨没趣的坐下来闭目养神。可是那没有要压低声量的后续噪音，实在是很难让人静心休息。

这时机舱的灯光都暗下来了，可是就他们座位还是灯火通明，没有打烊的迹象。后来一位会说普通话的空服人员过来帮忙了，我“被逼”着听他们“暴发户”交易的全过程。

他们选购的都不是免税的名酒香水之类商品，而是又贵又不吃重量的名家设计佩戴饰品如耳环项链名表名包。机舱的这类商品也不可能囤太多货，一般是一两件，最多四件。也难怪空服人员冒着得罪其他乘客的罪名和他们继续纠缠，因为他们真的是很大手笔，看得上眼的商品，几乎都帮空服人员清仓了。还不断的投诉为什么航空公司不多带点货。

选购完毕后的付款动作更是让人咋舌，总数三千八百多英镑，现金付了。

我开了眼界了。

它就是科威特

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踏足这个地方，只知道它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曾经被伊拉克占领片刻，随即就触发了海湾战争。它就是科威特。

虽然是大国的必争之地，我们对它的认识还是极其有限的。它好像也不着急和世界接轨，让世界认识他，若不是海湾战争的话，相信它还是会继续将自己养在深闺里。

由他们处理落地签证的申请和签发过程，由他们国际机场对乘客的恶劣态度和登机的凌乱安排，似乎很明确的表达了他们根本不在乎这些外国来的人会为他们国家带来外汇，因为他们根本不缺。如果机场的高效率运作和友善服务表现是正比于一个国家缺不缺钱指标的话，那么科威特是全世界最不缺钱的国家了。

这不，世界上除了英镑和欧元的币值比美金高之外，原来还有科威特币，而且汇率竟然高达一科威特币兑三点七美金。

它的国家财富，全都表现在那几乎是一望无际，密密麻麻的储油罐，还有那永不间断燃烧着的烟囱。它的繁华，不是体现在夜里的璀璨城市灯光，而是当你在飞机上俯瞰到的，像是一个巨型蛋糕上，点着数不清永不熄灭的蜡烛。壮观！

昆山工厂施工体验

整整八天，困在昆山的一个偏远工厂里，从抵步的那一天开始，直至今天离开，一步都不曾踏出厂区。

由于是第一宗整套系统的安装工程，为了有更好的切身经验，就亲自和六个设计和工程人员到场施工。

工厂位于昆山外郊一片腹地很广的工业区，主厂房的长就已经四百多米，而最宽的地方也有两百米。厂区的外围绕一圈恐怕也有一公里半。隔壁的厂房，相隔也有一两公里的，中间则是一大片的农耕地。所以完全不像深圳，香港或新加坡的工厂区那样，厂房一间挨着一间，工业大楼是一栋挨着一栋，吵杂且乌烟瘴气的。

安排住在厂里的宿舍，宿舍就在主厂的旁边，两栋舍楼之间有一个篮球场，一个羽球场，还有两张乒乓球桌，让员工工余时间可以活动筋骨。然而甚少见到有人加以利用，而我们在那八天里也不曾用过。食堂就在球场和舍楼的地下层，所以我们那八天里的活动，虽然只在这三个点来来回回活动，但由于厂区实在太大了，每天都得步行几公里的路。

施工队伍里，有一个总工，四个北京工程师，两个台湾工程师，还有我，都不是施工专业的。工程师的背景也各异，有产品设计的，有硬件系统的，有软件系统的，有应用工程的，还有客户服务的。这样凑在一起的“八路军”好像是乌合之众，但在面对施工过程中出现的突发性问题，都能各自施展其所长和工程师解决问题的能力，亲力亲为的逐个将问题摆平。这点是我打从心里佩服他们的地方。

尤其难得的是，施工队员对施工后的环境整洁要求很高，总会自动自发地把施工后的垃圾顺手处理掉。这点连监督我们施工的厂长助理都禁不住惊叹说：“你们是我见过素质最高的施工队伍。”

这样的恭维无疑是一种赞赏，但是不知为什么，我听了是阵阵的无奈心酸。基于人手的短缺和人员的经验缺乏，我们才需要动员这些“高素质”的工程师来施工，这是逼于无奈，非我们的原意。心想那一天我们也能有一支专业的施工队伍，那么对这样的赞许，我就会很欣慰了。

温莎 · 伊顿 · 小镇风情

德国杜伊斯堡的会议结束后，马上就到伦敦去。由于培训和视察标案的地点是在伦敦的希斯罗机场，就安排在就近的伊顿镇住下。

车子将进入小镇时，从远处就可以看到在山坡上的一座颇具规模的城堡，好奇的问了问大卫那是什么城堡。

他说：“那就是温莎。”

我听了后的第一个反应就说：“唉，我们是要到伊顿，不是要到温莎，你怎么把我们拉到温莎？”

“这里就是伊顿。”

“可你刚刚不就说是温莎吗？”

他显然听出了我的疑惑，用很平和的语气，慢慢的说：“是这样的，城堡的城墙以内的地方，是温莎城堡；城墙以外的地方，是伊顿镇。”英国人就是英国人，简练不含糊的语言能力，短短的一句话就表达得清清楚楚地。

我一直以为温莎是一个城或镇，原来温莎是温莎城堡的简称，是建在伊顿镇内的宫殿；或者以主导地位的角度来说，伊顿是建在温莎城堡周围的外城区。

住了几天后，也了解到在名字上如此清楚地划分，是有它一定的阶级意义的：就是要分清楚皇室的地方就是皇室的地方，平民的地方就是平民的地方，不能混为一谈。

由于事务繁忙，城堡里没有时间进去看看，却很喜欢城堡外的外城区。低矮楼房，纯朴商店，狭窄的路，石铺的道，铜柱街灯，花草树木，天鹅大雁，小桥流水，古老的火车站，那么和谐，那么宁静。

初次到这样的英国小镇，对它却一点也不陌生，因为就跟念书时英文课本里照片一模一样。

海般的空间

从车马喧闹的大马路边，拐进一个铁篱笆小门口，马上被包围在绿意里，在小卵石铺成的人行道上才走了十几二十米，那车马的噪音，已经被隔得很远很远了。

忽然间感觉气温急降了几度，甚至有点冷，然而却没有眷恋那汽车废气给于的假象温暖。竖起外套的领口，双手很自然地躲进裤袋里，望着眼前的舒服绿，就只想往它的深处去。

说实在的，它只是一个公园，除了名气远远大过它的面积外，它很普通，不见那些过分修剪的灌木丛，更多的是以自然形态存在，任由候鸟在里面觅食的杂草丛。和新加坡的植物园比起来，它没有如茵的绿草地，没有枝叶茂密的高大乔木，没有那么多飞舞的彩蝶蜂鸟，没有那么娇作的匠气；有的是浓浓季节的气息。

它不比纽约的中央公园大，但是和相挨着的肯宁顿公园结合起来，也有新加坡植物园的五倍大。它的精彩，在于包容度大，有庄严的名人纪念碑，有恬静的小憩亭，还有可以让人自由自在的进行各式各样的活动的场所，日光浴、骑马、滑轮、划船、放纸鹞、球赛、野餐、办婚礼、开演唱会、在“冷冷清清”的演说者角落公开演讲等等。

每一个城市都应该有一个这样的空间，它就是城市的肺；就像每一个人心里都应该有一亩田。

已穿上冬装了，公园里的树叶却还绿绿的挂在枝上，当地人都说是因为少了雨水的关系。两天后下了一整天绵绵的秋雨，隔天特意绕道漫步公园，对大自然的神奇赞叹不已。才一天的时间，大半的树叶已经被秋雨催黄，更多的是在秋风的扶送中，铺成黄金大道。虽是美景，却带有悠悠的送别伤感，为了我们明日的归去。

海德公园，海般的空间。

杜伊斯堡 · 黑色教堂

杜伊斯堡，是德国一个过气的工业都市，现在虽然还是全球最大的一个内陆港，但是已经不像全盛时期那样，炼钢厂已经全部停产了，煤矿也只剩下一个还在开采中。不难理解在二战期间，它就是盟军狂轰滥炸得城市之一。

德国人和日本人一样，总是想留下一些历史的印记，有意或无意的让访客误以为他们也是二战的受害者。

在市中心的河畔上，矗立着一栋深色黑褐相间的奇怪城堡。觉得它奇怪，因为如果是城堡的话不可能那么瘦高，若是教堂的话，又没有典型的天主教堂的尖顶，要是什么行政大楼，也不太可能涂成那黑乎乎的外观。

过大街穿窄巷到它跟前，才从它的五彩玻璃窗判断是一间天主教堂。它是我见过最奇特的天主教堂，不以白色作为教堂的基本色，而是用黑色。教堂是石头堆建的，大部分的石头都涂成黑色的，那些相间的深褐色石头，还是因为最外层斑驳脱落所显示出来的原色。

和同行的伙伴一边审视着外墙上的石头，一边琢磨到底是什么原因要把教堂涂成黑色呢？而且涂过不只一两层，那色料都已经渗入石头有几毫米深了。结果达成一个共识，就是为了避免成为盟军轰炸时的明显目标，所以涂成黑色。

教堂现在已经变成纪念馆了，当然是二战的纪念馆，就进去想求证我们心中的疑团。很可惜的，馆里面的说明都是德文写的，对我们来说是火星文。管理员是一位年纪很大的祖母级人物，虽然能说很有限数量并带很浓德语口音的英语，沟通上有点费劲，我们还是从她口中知道了我们想知道的。

原来，教堂的尖顶，是在盟军轰炸时被烧掉的，就一直没有重建过。

原来，教堂用的石头建材是浅褐色的，现在的黑色和深褐色，是工业的煤污染。

很惊叹，工业污染原来可以严重到这般程度。就是他们经历过这么严重的污染，所以现在的环保意识那么强，那么坚持。反倒是那些不知严重污染为何物的发展中国家，正在往那个方向赶。

德国印象

不曾接触过很多德国人，不甚了解德国人，想从杜伊斯堡和艾森的风情里去感觉一些德意志文化，也确实不容易。很多让人搞不明白的事儿…

不明白为什么一个能发动欧陆第二次大战的民族，吃来吃去，就只有香肠，面包，咸猪脚？几杯啤酒和一堆香肠就是一顿晚餐。我吃了两餐，就已经受不了，喊停了。

不明白为什么一个能制造出全球顶尖豪华大房车的国家，却不见豪华大房车在他们的路上跑？好象设计和制造出那种车，只是为了全销售到亚洲，大赚亚洲人的钱。

不明白为什么城市里绝大部分的酒店，很贵而且都不备空调的？这不可能是为了环保，若他们真的环保的话就不会肆意砸破碗碟来庆婚。

不明白为什么不管在餐馆，超市，或小卖店里（好象不见有便利店），无色无味的饮用水比啤酒贵？

不明白为什么酒吧比餐馆多？

不明白为什么餐馆傍晚六点多就打烊，酒吧却几乎通宵达旦？喝酒比吃饭重要？

不明白为什么交通灯亮着红人，却不见一辆车的交通路口，我过马路也招来当地人的瞪眼？

不明白为什么计程车司机那么笨，不像英美的司机一样，把该找回来的钱蓄意扣起来当小费，而如数找还给你，即使是一角钱也是如此？

不明白的 …

另类庆婚

难得阳光普照着已经入秋的寂静城市，照得人们都往户外跑，就连主席也要不停的嘱咐与会者，说阳光固然诱人，但学术会议更重要，要大家都集中精神别分心。

会后，我们也入乡随俗的在户外用餐。这德国的单调食物，还没有洒在脸上的金黄色光芒温暖。餐后继续踏着阳光和着凉风的温度，漫步回酒店。

走着走着，被远处一阵阵像是玻璃破裂的清脆声音吸引住，随着声源，寻觅到一道小路上。渐渐走进，才看见到一群人在街边，正很高兴的在砸一些瓷器用品。砸完后马上就有两人拿起大扫帚，把瓷碎片扫到街边，不给路过的车辆造成任何不便。

这群人也不像是青少年人在胡闹，他们都是成年人，甚至有些壮老年人。他们把好好的瓷碗磁碟，杯子花瓶，还有人把好好的马桶也搬出来砸，这到底是为什么？每有一件瓷器被砸在地上，就会有这群人的喝彩声，和清脆的破裂声一起响起来。有车辆路过时，也会用车上的喇叭，两短一长的同声喝彩。

这群人也显然是附近楼房里的居民，瓷器都砸完后，一些意犹未尽的跑回家去，不一会儿，又捧了一大叠碗碟出来，继续的砸。见他们砸得那么开心，我们的心情也跟随着开心起来，所以专家们认为砸东西能帮人们舒缓压力的说法，一点也不假。

可还是很纳闷这群不可能是在集体舒缓压力，到底是在干啥？

我们走过去问个明白，才知道原来那两个在忙着扫地的男女，刚刚结婚。两人和他们同住在一栋公寓，还是同居了很多年后才结的婚，所以他们就用这种据说是德国很传统的方式，为他们庆贺。

哦，… 挺特别的。

然而，要换成是在东方社会里，这种庆贺方式肯定不行，多不吉利啊。再说了，德国宣称是世界上最环保的国家，这样把不可循环的瓷器砸破的行为，好像也不怎么环保。

被卖出了

个把月前就已经定下来，本来只是去德国参加研讨会的行程，临行前两周因为要抓紧和伦敦客户会面的机会，还有北京，上海，香港的事儿，都赶在一块儿了。

因为牵涉多个地方，而且都是不同性质的活动，时间上和行程上的协调，已经很考功夫了。偏偏又碰上新加坡的学校假期，各大航空公司的促销期，以及就将来临的开斋节长周末和中国的十一黄金周，机票非常紧张，很多已经售馨，能够选择的不多，票价也奇高。

尽管如此，折腾了好一阵子，上周六总算把各程的机票都定了下来，也缴清了款项。

谁料到，周一马上又有变化，香港的会议取消了。都快给逼急了，为了配合他们的时间，我可是当了现代大禹，过家门而不入，从德国飞回来，在樟宜机场直接专机到香港的。

于是马上就上网去改机票的日期，却显示我的机票已经“被部分使用了（partially used）”，要我与票务人员联系。

听了二十几分钟不停重复的恼人电话录音，有人接听后又让我听了十几分钟的刺耳音乐，才告诉我说我的机票已经被卖出了（has been re-issued）。

一时间不晓得怎么反应，回过神来后回问：“怎么会这样，我不是已经付了款了吗？也有电子票据了，怎么可以把我的票给卖出去？”

听得出是个年轻小伙子，回话时显得有点紧张，和当初接电话的声音不一样，有点斗：“I am running a check on it, I shall call you back later.”

个把小时后他回电话，说确定我的机票已经被卖出了，我一问原因他三不知，声音显得更斗。也没有意思再为难他，反正是要更改机票日期的，就让他帮我办了。

挂电话前，我问他：“这次是因为我要更改日期，才发现我的机票被卖出去，要是我不需要改日期，到时我不是上不了飞机吗？”他又是支支吾吾的，“好，算了，你还是帮我把其他八段航程的机票确定没有被卖出去行了。”

然而，作为最好的航空公司，出了这样的错，我从头到尾都没有听到一句抱歉的词语。

和生活有个约会

周日没啥事，跑了一趟101附近的Eslite 诚品书店，从诚品书店里的人头窜动的景象看来，有点领悟传统书店为什么会势微。

其实诚品也是从经营传统书店开始的，但一开始走的是比较高档的路线，就是类似Page 1 那种比较重视装潢和舒适阅读环境的外国书店。很早期在重庆南路附近也有一间六七层楼的诚品，除了传统书籍外，卖的是比较多的外文书籍、精美画册、还有当时还很新概念的影音书等等。

它打响了名声后，就从重庆南路一带，迁到大型购物商场。规模是一间比一间大，书籍商品一间比一间多样化，风格一间比一间明显，发展到今天，它推广的不只是书籍和知识，是一种概念，是品味，是生活。

在台湾，你不需要说诚品书店，就说“诚品”就行了，它已经是一种品牌的代名词。101附近的诚品，占据了整栋商业大楼的五六层楼的所有面积，每层楼的面积都相当于乌节路一般购物中心的楼面那么大。一贯宽敞明亮的内部设计，除了二三四楼是书籍外，其他的楼面，都是些能够提高优雅生活的商品，包括乐器，书画，艺术品，盆栽，手工艺品，装饰品，和很多的时尚商品，当然也少不了餐厅和网络咖啡座。还竟然也举办讲座和研习班。

逛诚品，成了一种很享受的休闲活动，是除了工作外，和生活有个约会。

也因为它推广的是一种生活概念，有两大类的台湾很普遍的书籍在这里是找不到的，就是学校的课本，辅助作业，还有台湾各行各业的工业商业官方标准和作业指导书籍，要不然，更多传统书店根本就别想继续生存下去。

重庆南路

久违了的台北重庆南路，而今发现它风光不再。

记得走在路上的人们，不管学生或老少，大多都是捧着背着满载而归的书本。记得路的两旁，都是一间挨着一间，延续好几个路口的各种类型的书店。记得书店里都是挤满了站着蹲着坐在地上，聚精会神在看书的爱书人。记得走过每间店门口的时候，店里飘出来的，是很舒服的淡淡纸张和墨香味。

今天晚饭后，独自到重庆南路一段走了一趟，看到的景象让人感叹。

书店的数量少了许多，包括一些曾经很大的出版社的前书店店面，如今成了咖啡座餐厅精品店和便利店。现存的书店里，虽然看得出很用心的在经营，走多样化的路线，甚至也大量的售卖大陆的出版物，却不见以前的爱书人潮。

联想到新加坡的一些老字号书店的结业，和香港的书店都被逼“二三楼化”的情况，一样让人心酸。

难怪坊间会流传这样的一句话：“若要害一个人，鼓励他开书店。”

可悲的现实

台北很闷热。重重的湿气，围压得胸口很难喘息，很像台风灾民的怨气。

排山倒海的，一波接一波的，是每天的新闻和评论，有点似是而非的觅擒冤头债主。

在这混乱时刻，没有人会正义的为事实说句公道话，没有人敢指着那些让全台湾人甚至全世界同情的灾民鼻子，指责他们为了钱，无知的乱砍滥伐大片大片的山林，改种单一种扎根不深的槟榔，也是造成灾难的主因之一。

无知的人，下次有像这样的台风路经台湾，同样的灾难可能会再重演。

夹心。人

夹在　工作和生活　之间
夹在　现实和理想　之间
夹在　期望和机遇　之间
夹在　机会和实力　之间
夹在　得获和失去　之间
夹在　过去和未来　之间
...
夹在　生　和　死　之间

游日本墓园感想

山叔领我们游日本墓园时，在新加坡这个寸土如金的地方，有一个很现实问题被提问了，就是为什么日本墓园那么大的地方，政府不收回来做其他用途的发展？

山叔很轻巧的针对这个问题在外交和政治层面上作了回应。其实，撇开现在泛滥全球凡事都讲究经济效益的层面，不论从其他任何层面来看，我们都应该保留这片墓园。不仅因为它是日本以外的最大日本墓地，从城市个性的层面来看，它是这城市的部分历史文化的印记。

人，都会通过各式各样的方法和形式，有意或无意的，使记忆凝固成历史。而建筑物和标记，就是一种无声的记忆，只要你懂得细心去聆听，它们都有很别致的音符，都能给你凑成精彩的历史乐曲。

就在这块墓园里，不只是历史的，还有文化的；不只是日本的文化，还有本地的，也有中华文化的影子；虽然是日本墓地公园，它不应该只是属于日本的，或是新加坡的，应该是属于全人类的。

一个城市承载越多这类能够唤起历史和文化记忆的标记，就越有个性，越有内涵，越富有生命力。若像过去那样，以经济效益为唯一的考量，能拆除的都拆了，就算都盖满了现代化大厦，它也只能是苍白的躯壳城市。

游日本墓园时，山叔是我们的乐器，为我们传译和弹奏了古老的乐章。

集邮、储蓄、集体记忆

有一个记忆，和我同年龄层的人，应该是个集体记忆。

国家独立后一年就读小学，老师鼓励我们要养成储蓄的好习惯，还很热心的负责帮我们开办储蓄户头，售卖邮票，存款和提款。

当时的社会状态，国家刚刚独立，百业待兴，失业率奇高，父母能让孩子上学已经很艰难的。很多小学生不仅没有所谓的零用钱，每天饿着肚子上学的还有不少，哪还能有钱储蓄？当时学校食堂里，一杯黄梨水卖两分钱（可以买半杯的），一碗面要五分钱，那些每天有五分一角零用钱的同学已经是富翁了。

当时的储蓄安排很奇特，当我们存够五分钱或一角钱时，就可以向老师买一枚五分钱或一角钱的邮票，然后把邮票贴在自己的邮票册子上。那邮票册子也是由老师集中保管，每次从老师手中接过册子，贴上邮票，数数册子上有多了一枚邮票，心里总有无比的满足感。册子上贴满十枚邮票後，老师会再发一张新的邮票册子给我们。银行会定期派人到学校来处理业务，老师就会不厌其烦的帮我们把册子存入银行，打印户头本子。

这样的年复一年，小学毕业时竟然也能累积三十几块钱的小财富。

长大后，才知道我们的这点小行动，在建国初期，缺乏资金，百业待兴的困境下，协助国家银行和邮政局的运作和成长，起着一定程度上的小小贡献。所以我们的国家银行，就叫“邮政储蓄银行”。

诚然，邮政储蓄银行，和我们有一种很奇特的情感上的联系，一向来都无条件的支持着它，直到三十几年後有一天，父母官做了一个让人失望的决定，说这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在邮政储蓄银行户头里如果没有达到最低存款，银行的服务要收费。

在我们的众多博物馆里，这个邮政和储蓄结合的记忆，是一片空白的。

集体记忆

曾在哪里表演青年节的千人操，曾在哪里观看足球赛，曾在哪里参与国庆典礼，曾在哪里打壁球，也经常用那里的健身室。最难忘的，是一次和几个朋友在一根大型的照明灯柱下讨论灯柱的内部构造，刚巧被一个维修工人听见了，竟然被他带上灯柱的顶部，从一个可能除了维修工人外，没有普通人能看到的独特角独，观看国家体育场。

国家体育馆，为重建让位了。不知道以后会不会将从国家体育场拆下的一块混凝土摆在博物馆里，让后人瞻仰遗容。

报章上曾看过一幅这样的漫画：一对父子共访博物馆，见到三个透明展示箱分别摆着三块看上去一模一样的红砖，分别标示着是国家剧场的砖，国家图书馆的砖、国家体育馆的砖。父亲一脸无奈地对着一脸纳闷的儿子说，“这是我们的集体记忆。”

集体记忆，这个概念说起来蛮抽象的，它是大家在看到或想到某个特定时空里的某些事或物件时，而能被它勾起的个别回忆。大家的个别记忆可能各不相同的，也不可能相同，因为这些记忆都是个别的内心感觉如喜怒哀乐忧恨愁。所以当你看到或想到那个事或物件时，就好像电脑里的 shortcut 一样，迅速的就可以和那难忘感觉联系起来。尽管每个人的记忆都不一样，但能令每个人勾起记忆的是同样的事或物件时，那件事或物件就成了每一个人的集体记忆了。

集体记忆这东西，不须要给它加以任何的价值判断，不须要附上任何标签，不须要去管它有没有保留的价值，不须要在乎它是不是什么名家的作品，不须要确认那建筑有没有殖民色彩，等等。在那些有记忆的集体心里，是一个整体印象，尽管那些印象可能是模糊的、缺少细节的。它是不能靠一块砖，几张旧照片，或在博物馆里摆放几个复制的展品，或建多几间“原貌”馆，来唤回大家的记忆。

幸福的感觉

问驻在外地的朋友，想家时最想什么，占多数的答案竟然是：炒粿条和炒菜头粿。

说实在的，自己也很喜欢炒粿条和炒菜头粿，一时也说不上来为什么喜欢。不就是两种再普通不过的民间食品吗？不过是些很便宜的食材，加了很重味道的调味料，大火翻炒而成的美味。

我们几个一面闲聊，一面探讨，才发现炒粿条和炒菜头粿，是只有在新加坡，或临近的南马地区才找得到的食品。虽然叻沙也很新加坡，但要和咖哩比较起来，叻沙的特色就没有那么明显了。所以我们一致觉得，吃炒粿条和炒菜头粿，就是一种家的感觉。

然而，今天的炒粿条和炒菜头粿，因为生意的竞争和物资的丰富，卖相和口味已经复杂化了，加了虾，苏东，腊肠，等等。也由于健康潮流的冲击，不再炒得那么油，也不用猪油了，炒粿条和炒菜头粿已经很不一样了。

记得小时候，平日的餐食都比较少肉，通常只有过年或大节日时才能吃到虾，扣肉包，还有厚厚红油层的咖哩鸡。平时如果要有那样的油腻腻的满足感，就是那三角钱一包的炒菜头粿，或五角钱一盘的炒粿条。

昨天在一个不起眼的老旧小贩中心，重新发现了这古早味的炒粿条和炒菜头粿，都吃了，吃得两唇油光光，滑溜溜的。不仅仅是家的感觉，还有幸福的感觉。

依靠。依赖

我们社会里的普遍政治冷感现象，相对于有些地方的政党或政体共存现象，带出了一个有趣的课题：依赖。

和依靠不同的是，依赖是对于能力上做得来的事情，基于某种原因或考量而选择不去做，而要被挑选出来的对象去做。所以依赖不存在负面的价值判断，如果其依赖的原因或考量是正面的话，它是一种共生现象，是互惠互利的，是互尊(honored)互敬(respect)的。依赖的人可以从依赖的关系中顺利完成要达成的任务，或减轻过程中的其他负担，而被依赖的人也可以从中找到存在的价值。

但是很可惜的，一旦依赖成性，就成了依靠，是一种负面的关系，是一种寄生现象。不论是依靠的或是被依靠者，往往会丧失自己的身份，就会有一方没有了另一方而不行，就会有一方是主导的。主导的那方往往就会得寸进尺，要求惠我利我，尊我敬我。

然而，依靠关系的形成，往往是有依赖关系在先而演变成的。

我们的社会里有这种族群吗？多的是。而且我认为现今社会体制里的害人精，就是佣人，补习教师，溺爱孩子的父母和祖父母，还有一些不方便说出来的。

第一时间，笑到最后

每次看到媒体用“第一时间”和“笑到最後”时，总是浑身不自在，因为这两个词儿的字面含义是在令人摸不着头脑。

“第一时间”指的是赛跑时选手跑第一的时间吗？经过一番探索後，几乎可以肯定“第一时间”是源自英文里的“First thing …”（e.g. First thing in the morning, or First thing first）。意思就是事情很紧急、很重要，必须即刻做、马上行动。要是这样的话，“第一时间通知”为什么就不能写成马上通知或立刻通知？“第一时间到达现场”为什么不能写成“即刻赶到现场？”

至于“笑到最後”应该是源自英文里的“He who laughs last, laughs best”或“The last man standing”，就是等到最後才笑的人，能够笑得最得意，也就是说要等到分出胜负之後，才能够确定谁是最後的胜利者，才能够笑得最得意最大声。其实它的隐喻是，一个人遭受了些小失败，但是不气馁，而且部署和期待着最後的整体胜利。有一句等同意思的中文是“焉不知鹿死谁手”，就是说“等着瞧，看看谁是最後的胜利者”，而不是好像“笑到最後”所要传达的不败、长胜的意思。

中文这般精彩的描绘能力，为什么要被这种英译的中文搞到那么不三不四？

进入他们的空间

平时电邮和一些工作上客户及同事常用的沟通工具，如 MSN 和 skype，对我来说已经够用的了，所以甚少去探索其他的通讯社交网站。这次因为在隔离期间，有很多时间打发，好好的摸索了朋友极力推荐的社交网站，时下最“印”的哪个。

不动它还好，一动不得了。

只要有极少数朋友的联系，那种核爆放射式的连锁反映，所产生的关系网络，让人欣喜得很措手不及。五湖四海那些能跟得上潮流的故交新欢，全都逃不出我五指间操控的鼠标点击，相信这就是如来佛在教训那顽猴时的感觉，让我也神仙一回。

看了看朋友们上载的动向和资讯，都依稀可以看得到和他们性格相符的倒影，坦荡荡的依然坦荡荡，隐兮兮的还是隐兮兮。不管怎样，有讯息总是好的，至少知道他们过得都还好。

然而有一种现象是我始料不及的，就是时常见面的侄女外甥，面对面总聊不上几句，在这个他们感到舒服和称霸的网络空间里，竟然可以无所不谈的聊得很开心。纳闷...难道他们不知道在网线的另一端，就是时常和他们见面，却又不愿和他多聊几句的长辈？很显然的，在这样不用面对面的空间里，年龄辈份身份的差距是不存在的；在这个空间里，人人是平辈的，平等的。

他们还在互传：“ey, this uncle XXX very IN leh, he got FB you know, faster go add him...”

所以最近劝那些声称不能和孩子沟通的亲戚，不妨试试看，进入这个空间，进入他们的空间。

做人第一；学问第三 [转贴]

日前听了一位导师的讲演，字字珠玑，使人有“胜读十年书”的感觉。临结束前，导师写下几行字：“做人第一；健康第二；学问第三。”在他看来，做人是本，学问是末。我们不能舍本逐末，或是本末倒置。

学问一词，原本十分抽象，很难下一个明确的注脚。广义来说，对某种事物有深刻的认识，就是学问。当我们说某人很有学问，一般是指他“懂得许多事物”（广博），或者是说他“对某种事物素有研究”（精深）。照这样看，学问并非读书人或知识份子的专利品。一般的贩夫走卒，百工技艺之徒，只要有某方面的专长，便顺理成章成个有学问的人。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出自《红楼梦》的这句话，人人耳熟能详。由此可见，学问亦可从人情世故中获取；懂得做人，就是有学问。做学问不难，做人才难。会做学问的不一定会做人，懂得做人的就一定有学问。因此，将学问排在做人后面，是没有错的。

既然学问处处可得，人人可得，知识份子不可视学问为“奇货可居”，以为自己身份特殊，高人一等。一个人有了学问，还必须修身养性，这样才能相得益彰，成为文质彬彬的君子。古人进德修行，今之学子敦品力学，可见“做人”是读书人的日常功课，不可一日无之。或者懂得做人之后，再辅之以学问，锦上添花，实是人间美誉。

学海无垠，任凭你是旷世奇才，穷一生之力，也不过取其一瓢而已。《荀子.劝学》一章说：“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谷，不知地之厚也。”你越是往学问深处钻研，你越觉得自己的无知，如今有一些读书人，多读了一点古人的经文，自觉得着了古人的精髓，就踌躇满志，自命不凡起来。民初的大学问家梁启超，在他的《志未酬》一诗中写道：“登高山负有高山，出瀛海负有瀛海。任龙腾虎跃以度引百年兮，所成就其能几许？”多伟大的抱负！多开阔的胸襟！“为往圣继绝学”原是古人视为千秋大业，一代学者梁启超的成就就何止于此？他是中国新思维新文化的启蒙大师，古为今用，开创了新的局面。他的言行，是我们读书人的榜样。

文人就像书法家。后者的功力虽出自苦练，但要达登峰造极之境，全得看他个人的道德修养如何，没有志行不高洁而能成为大书法家的。文人写作何尝不一样？言行浮夸、气度狭小的人，是不能登堂入室的。反过来说，一个人若能胸怀坦荡，有容人之量，不论读书写作，当能随心所欲，水到渠成。

有时读了一些评论文章，愈加觉得做人比做学问重要得多。细读之下，这些作者的文章掷地有声，文采不可谓不丰富；引经据典，立论不可谓不精辟。美中不足的是，言词之间充满了“君临天下”的霸气。他们有意无意之间，贬低别人，抬高自己。他人的意见，总觉得肤浅；自己的意见，才是真理。有的评论文字更是针针见血，拳拳到肉，抓住别人的“把柄”加以无情的鞭鞑！其实，写评论除了内容须注重理性和客观性外，语气态度也应该表现得谦和、诚恳。若能抱定切磋学问的宗旨，作出善意而有中肯的批评，有理智的人都能接受。不管有理没理，一味骑在别人头上压着来打，如何令人折服？

我们的社会一向崇敬学者，专家，理由很简单：他们除了有真才实学之外，还态度恭敬谦卑，表现出大智若愚的样子。但也有不少人虚有其表，打着学者专家的幌子到处招摇，大言不惭，自我陶醉。苏格拉底说：“我别无长人之处，我唯一能胜人之处，在于知道自己的愚笨罢了。”一个人如果只看见自己的“聪明”，结果就会成为一个真正“愚笨”的人。

征服天堂

喜欢听的CD已经重复到快厌烦它了。

几乎所有的盆栽都给它们检查过了，该换盆的换了盆，该施肥的施了肥，该修剪的也剪了枝，就只差给它们讲话唱歌助长了。

把全部的茶叶都翻找出来，慢慢去品用不同的水温和浸泡时间冲出来的茶，冲茶都冲出心得，可以开间茶馆了。

想到中华的茶文化这么精彩，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连自己的茶文化都不了解，却舍得放弃，去追崇什么红酒文化？犹不知茶是重要到引起鸦片战争的主要原因之一。

翻遍了书房，找不到一本想看的书；想看那本阳爷爷的回忆录，在路过香港时又没能买得到。

上随笔南洋却也发现最近的新帖子很少，回帖的也少，更新得很慢。

和异国的同事朋友，还有顾客闲聊时，又不能透露是在隔离期间，怪没面子的。

很想抽根烟…。

又想想，好像什么事都可以做，又好像什么事都可以不用去做，天堂也不过就这个样。

才发现，独处虽然可以很享受，可以做深层次的思考，可以触及心灵深处，但是独处时间不能太长，不然就要找个“星期五”或找个有血掌印的排球说说话了。

过了今天，就是四天没有流感症兆了。去找卖油郎请我吃菜头粿；去找茶馆小二要根烟抽；去找乡里人，在他面前打个喷嚏…。

大义“隔”亲

老婆到机场去接机，在停车场看到她已经戴上了口罩，边把行李搬上车边问她说家里是谁感染了流感，她说没有。

却如临大敌的坚持要我马上带上口罩，说昨天忽然间增加了十九起病例，而且有好几起时美国感染回来的。

在美国的两个星期里，都忘了有这么一回事。除了当时入境大厅有广播，提醒人们要打喷嚏和咳嗽时，要掩住脸和勤洗手外，每天的报纸、电视、电台根本没有报道或更新每天的病例数据。

也很明显，美国并没有采用像亚洲国家，对疑似病例那样强硬的隔离政策，也听一些人说，就是因为这样，美国才成为一个“重灾区”。其实这样的说法是因为对美国不了解，我们不能用亚洲的思维方式去理解美国的运作方式，美国有它自己的一套游戏规则。

在美国，一个人在被证实有罪之前，是无罪的。在我们的社会里，已经习惯了把指控当真，所以一个人在被证实无罪之前，是有罪的。因此，疑似病例被隔离起来的安排，我们可以欣然接受。在美国，把疑似病例隔离起来虽然不至于是违法行为，但如果真要实施，政府的压力相当之大，仅仅是人权组织的诉讼恐怕都吃不消。

这也不表示这些疑似病患就可以无法无天，他们也是很小心的处理和约束自己的行为，因为一旦是确诊病例的话，他们要面对来自政府，和那些被他感染的人的诉讼也同样会让他吃不消。

这样的运作机制，对流感，对自身权益，对社会责任等没有相当程度上的认知，是不可能如此和谐并存的。

所以老婆在家里屯了七天的粮食，把我载回家后，就绝尘而去了。

有没有教养要看证据 [转贴]

最近刚认识的一个新加坡朋友，对我转述他人所说的一句话：“新加坡人有教育，没教养。”这是迄今为止我听到的，对新加坡人最尖锐的批评。和“没教养”比起来，那些诸如“怕输”、“自私”之类的字眼，实在显得和气很多。

广东人有句俗话：将别人的批评看成是“塞钱入你袋”。话虽如此，刚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心里还是不好受。

“没教养”这三个字贬意太强。到底教养的含义是什么？字典上有两个解释：1。对下一代的培养和教育；2。文化和品德的教育和培养。

就字面上的意思去理解，我们应该是有教育的。我们注重培养和教育下一代，我们也有公民教育这一课，以培养下一代的品德，政府的文化活动上的推广也不遗余力。

那我们为什么会被别人批评没教养呢？是被误解，还是有“盲点”？

关于“新加坡人到底有没有教养”的问题，我一直没有确切的答案，直到有一天，我从杂志上看到了一篇文章，才有了比较清晰的想法。这篇文章的题目是：《教养的证据》。

文章谈到了教养的几个关键证据，我们可以从这些证据中，反省自己，并验视别人的批评。

第一个证据：“热爱大自然”。一个不懂得敬畏大自然的人，也就不知道自己的渺小。

我们也许可以问一问自己，我们有多久没有拥抱大自然？坦白说，很少。我们更多时候拥抱的是：车子、屋子、冷气办公室和购物中心。

第二个证据：“自如的运用公共的语言，表达自己的内心和他人交流”。

这一点，我们也显然做得不够。我们要不就是严肃地谈工作和如何赚钱，要不就是轻松地在酒吧和咖啡座风花雪月一番。不和他人内心交流，不是拙于表达，就是出于防卫心理，保护自己。

第三个证据：“对历史有恰如其分的了解”。我们只有非常清楚我们的过去，才会珍惜我们的现在，并能确定如何走向我们的将来。

新加坡的建国之路是多么的艰难不易，我们历史的根、源，多么的短、浅。如果我们了解这一点，就不会被现在的经济成就冲昏头脑，也不会在新加坡最困难的时候，成为一名逃兵。

第四个证据：“得失之外，有远大目标”。我们要明白“暂时”和“永久”，才不会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拒绝一份薪水低、离家远的工作。

第五个证据：“对自己的身体，有亲切地了解和珍惜之情”。你只有懂得珍惜自己，才会懂得珍惜别人。

当你驾车在公路上飞驰的时候，你该顾及他人的安危，放慢速度。

第六个证据：“对人类各种优秀品德怀有敬重之心”。

我们每个人并不可能具有所有的优秀品德，但至少我们要歌颂这种品德。当我们的登山队员把新加坡的国旗插上世界最高峰时，有人说他们是出风头，有这样想法的人，和教养是沾不上边的。

第七个证据：“知道害怕”。人只有知道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事不可以做，就会自我约束，这是一种意志力坚强的表现。

第八个证据：“仰视和尊重别人的成就”。还是有很多人，喜欢闭上眼睛，见别人取得的成就嘲讽一番。这种人，是弱者，而且是个没有教养的弱者。

到底我们有没有教养，各自可依据以上八个关键证据，自我评定。我的态度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当别人塞钱进我们口袋的时候，我们没有理由拒绝。

那年六月天（六）

在厦门那几天里，联系上一名厦大的教授，安排到图书馆去，以给我那篇中国人口政策的论文补充资料。

可是见面那天，我们边走边聊的，他听了我过去多日的经历后，就把我拉到学生宿舍，把他的学生都招过来，让我给他的学生说说“不同的看法”（这是他的用词）。推辞不果，吃了学生们从饭堂打回来的饭菜后，又展开了一场像在火车上和学生的辩论。

具体谈过什么，我就不一一叙说，基本上教授是不发言的中立者，我成了反方唯一的辩者，以一敌百。辩到后来，我得承认有些对学生们说的话，有点重了。

“民主？你们懂得什么是民主吗？。。。新加坡搞了二十四年（当时）的民主，美国认为新加坡不民主。美国搞了两百多年的民主，英国也不认同美国那种民主。那么你们能告诉我什么是民主吗？”；

“。。。民主是需要多种立场，能够包容多种声音，但我听你们这么多学生所说的都好像只有一种立场，那么你们之中，就没有人能够提出一些比较不同的看法？。。。（一阵沉默后）没有吗？那你叫人们怎么去民主？”；

“。。。就凭你们刚才对我所说得观点和立场，和你们既定的想法不一样的，一听到就反驳，就激动，你们认为你们能够包容多种声音吗？”

“。。。民主需要人民要有足够的水平以做独立的思考和判断，中国有八成五是农民（当时），五成五是文盲。你们学生都不能独立思考了，更何况是那八成五和那五成五。你们认为中国的全民素质，已经到了可以搞民主的时候了吗? 。。。”

过后从少许学生们的呆滞目光深处，看到一种深思的沉默，也从教授给我那很不明显的点头微笑中，知道我激起了涟漪。

当时感觉我和那些学生，就像和火车上的那些学生一样，贴得很近。立场不同，但有一点不可否认的相似之处，就是那个时候都有一股傻劲、都那么理直气壮。。。毕竟年轻。

结果，我的中国人口资料没有时间去找了。

那年的六月天，在我的生命里，有着跟别人很不一样的意义。

那年六月天（五）

南京离上海不远了，却又好像很遥远。

火车不按时间表发车停车，该停的站也停，不该停的站也停。每次停车都是下车的人少，挤上车的人多，多数都是学生。

车厢里的拥挤程度只能用难以想象来形容，那时觉得沙丁鱼比我幸福得多，因为拥挤到我是处在半悬空状态，我足底的立足方寸是不须承受我的全部体重的，而这种拥挤法令人感到肝肠欲裂。别说寸步难行，根本就是想呼吸时，肺都不能张。尽管如此，我也不敢冒冒然下车喘口气，因为一离位就当放弃论，况且车外还有好多人对任何那么一丁点的空间在虎视眈眈。

火车走走停停的。

在交通几呼瘫痪的情况下，再苦也得等，等火车开动。等待是一件很难受的事，不知的等待更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极度拥挤了不知多长时间后，在没有任何预告，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情况下，火车又开动了。那种释怀，难以形容。可是也可以在让你没有任何心理准备和没有任何交代的情况下，火车在一个方圆几里不见人烟的地方停上大半天。总之，那种让人近乎崩溃的极度心情起落，挺折磨人的。

六月的热天下，和那么多人挤在一个小小的车厢里，又毫无头绪的跟着盲流逃难式的赶火车，这一身衣服是湿了又干，干了又湿，而每个人都是如此，整个车厢弥漫着的是一种比醋还要刺鼻的汗酸味。

前路还依然茫然，这样的情况下，任何人都很难冷静，很难心平气和。面对着包围在身边，身体贴着身体的距离，还在高谈阔论他们所谓的民主的愤怒学生们，我也没有顾及到自身的安危，就和他们唱反调。一轮激烈的辩论过后，还好没有引起任何暴力冲突，反而是一片沉默，是好事，好像大家都在想事了。

从济南到上海，一个只要十几个小时的路程，竟然用了四天的时间。

终于到上海了，可是火车只能开到上海的前一个站，因为听说有人烧了公交车搁在交通要道上，还有人拦路，不让公交车出站，上海的交通也近乎瘫痪了。就雇了要价很高的电单车，到处去办船票，办车票等等，才安排好从上海坐船的厦门，再坐车到深圳，然后经香港回家，结束了那年六月天的非一般旅行。

那年六月天（四）

上车避雨，虽然也过午夜时分，但是不敢合眼休息，怕随时119班车会进站。

没多久，有一班车到站，广播不清晰，也没有搞清楚是不是119，只要是南向的列车就行。就抓起背包，下车，没有时间走到月台的尽头才跨过轨道，就跟着大伙，跳下月台，钻到车厢底部，弯腰屈膝的跨过轨道，再钻到另一趟列车的车厢地下，跨过轨道，再爬上对面的月台，可是车厢门口挤了一大堆人，挤不上车。

眼睁睁的看着火车开走了，心里不免有点失落，不知道下一趟南向列车几时才到站。又拖着背包，上车避雨去了。

到了临晨四点多，广播传来下一班到站的车是119开往上海。高兴得用很快的速度，抓起背包冲下车，跳下月台，钻进车底，然后再钻到119的车底。就在这时，我被卡住了，前进不得，我回头，但车低下乌漆抹黑的，啥也看不清楚，感觉是我的背包被什么东西勾住了。在车底下，火车的蒸汽声显得特别响亮和恐怖，好像随时就要碾过似的，心里有点发麻。想要放弃背包，可是车低下又没有多少空间让我宽扣解带的，只好拼命的摇摆拉扯。经过一番挣扎后，背包松脱了，可是我已经一身冷汗。

再爬上月台后，找了一个人比较少的门口，拼命的推挤，那时候真的很紧张，因为火车已经在徐徐预动，再努力的挤，终于挤上车了，火车这时也开动了。我的半边身体和背包挂在车外，看着月台上那渐渐远去，还没能上车的人群。

这样的惊险经历，在南京站和丹阳站，重演了。

那年六月天（三）

六月天热，车窗外送来的风也是热的，不知昏睡了多久，醒来时火车已经停在临淮关站内。同车厢都说已经停了好几个小时了，也不知道发生了啥事。

有几趟北向列车过站，大伙向那车上的乘客了解前路的状况，都说是南京大桥上有人卧轨，火车这一路上都堵上了。

这临淮关在凤阳附近，是个小站，只有南北向的铁路，车站就只有两个相对的月台的几间小房子，站外一眼望去也不见大街和集市。如果堵上了，要寻找其他陆路交通也不太可能。尽管如此，很多人还是下车到对面月台去赶上北向的列车。而我还是坚持跟随当初的这班车去上海。

就只有等待，等它开动，等到车上的热水都用完了，等到车上的盒饭都卖完了，等到再也耐不了缺粮缺水的折腾，再贵的水，再贵的玉米、梨子、柿饼、白饭，也无奈的得向那些趁火打劫的农民买来充饥解渴。一杯热水五角，一只梨子一元，一棒玉米两元，一份白米饭也得两元。

等的时间长了，来打劫的农民就越来越多，价格更是熊市得不得了。

等了十二个小时后，已经是夜里十一点半，车上的广播传来一个坏消息，就是这趟车决定往回开，返回济南，说是愿意回济南的就留在车上，不愿意的就在此下车，等下一趟的119班车到上海。

我当然不可能再回返济南，就下车了，几乎所有的人都下车了。天下着毛毛雨，找遍了整个车站，竟然找不到一个可以避雨的地方。就到站长室去问119班车几时会到站，回答竟然是“不知道，不知道停在啥地方了”，而且还说其实119班车今早七点应该到站的，已经晚点了十七个小时了。听了这样的回答，当时有点想发火。

我是在站长室外，隔着窗口和站长说话，看见我们那班车的车长也在站长室里面。就对他说，“师傅，你还没有开车，119 又还没有到站，现在天又下着雨，你看能不能让我们到车上去避雨，直到119来了或你要开车了？”

“对呀，要是淋出病来可怎么办好。”我才发现我身后有好多一同下车的乘客。

“不行，俺一接到通知就马上要开车了。”车长回应道。

来来回回恳求了几次，车长坚决不从，这时雨越下越大了，我和身后的人也火越来越大了，开始大声地叫喊“让我们上车避雨，让我们…”。

没一会儿工夫，车长真的打开车厢门，让我们上车避雨了。

我也了解到，群众的力量可以是很大的；会运用形势，环境，时机，要挑起群众的情绪，也不太难。

那年六月天（二）

这火车站，人多啊。站外的，站内的，月台上的，车厢里的，到处都是人。听说有几列车，就像我前天抵站那样，不开了。当时的情况，比前天要乱上好多好多。

找到要搭的列车，车厢里已经有好多人了，用龟爬的速度，穿过站满了人群的车门台阶和走道，到了票上标明的座位，把座位上的人请走，将抱着的背包搁在腿上坐下，等待开车。

车厢里的人，是多得乱七八糟，在中国坐火车的日子也不算短的，可就是从来没有见过一个车厢里能够挤进那么多人的。座位上叠罗汉，两人位坐了四个人，还有任何能有方寸立足之地，包括盥洗区和厕所都站满了人不说，小桌台上，座位底下，坐椅靠背的小木条上，乃至于行李架上，都被人占用了。这民间十八般武艺，还有古墓派的平衡绝技，尽显无遗。

人多吵杂，空气又呆滞闷热，希望快快开车，空气流通一点就好了，可是火车偏偏误点了。火车时间表全乱了套，车站内每个月台上都有火车等着开动，就是不确定是那列先开，甚至不确定要开到什么地方。一有人喊道，某某月台的车就要开某某地方，就会引起一阵骚动，车上就有很多人下车，从一个月台窜动到另一个月台，有从车门或车窗穿过车厢的，有从车厢底爬过轨道的，出尽法宝的挤上车。

由于买的是这趟车的票，也不清楚其他列车的情况，心里虽然茫然，也不敢随着他们那样的冒险赶车。然而未来的几天里，也迫不得已的和自己的自觉玩起了这种俄罗斯轮盘的游戏，因为很多时候都是在无可考证的情形下以讹传讹，无时无刻都要抉择到底要不要跟着盲流走。

眼前搬演了几次的这样的剧目，而最后的一次是看到盲流往我们这车厢挤，过后不久，火车就开动了。

那年六月天（一）

二十年前的今天，在济南，是在背包游完了丝绸之路后，从乌鲁木齐乘火车到徐州，转车要到北京，可是火车停在济南后，说是不能开进京城，北京封城了。车厢里和月台上顿时一片混乱，闹要退票的，到处串要换班车的，还有很多像我一样，不知咋办的。

当时问自己，为啥会在这里？才想起当时就只是想看看，一个已卸任父母官的悼念活动，为什么会演变成学生聚集在首都抗议、各地学生和群众声援的场面。而且这次的旅程是从边远的伊黎开始，慢慢的向首都移近，直到被拒于首都以南的济南。

一路上经过的城市，如乌鲁木齐，兰州，天水，宝鸡，西安等等，都遇到不同规模的学生游行队伍，高举写着标语的长布条，边走边喊的。市民们更是夹道鼓掌观看，有的就在就近的摊位或饭馆，买了包子，饺子，汽水，矿泉水什么的，就塞在游行学生的手里，然后用满足和充满希望的笑容，目送游行的队伍远去。

布条上写的标语有，从比较典型的“声援北京学生”，“爱国无罪”，“团结起来，打倒官僚”，“民主万岁”，到比较有导因的“打倒官倒，还我彩电”，“打倒特权派太子党”，也当然有一些特别的标语“提高教师的地位到乞丐之上”等等。

有些标语口号，是我不能明白的，但是在当时市民们愤慨的气氛下，只要和身旁的叔叔婶婶爷爷奶奶聊上一两句，他们就会很有耐心的把他们所知道的前因后果，像遇到了老朋友似的，把心里的憋屈，一一诉说道尽。我喜欢这样的感觉，这种处处是朋友，这种不须互相防备的感觉。

跟着人群办了退票，往北开的火车都不卖票了，只能买往南开的班车票。长途汽车站也一样。而且车票紧张得很，只能买到后天傍晚南去的硬座票。

在车站附近的招待所住下后，打开电视，想跟进一下事情的发展。这个习惯好像已经是那么多天来，一进住宿房间里的指定动作，尤其是前天官方发出戒严令后。可是电视上不管转到什么台，荧幕上都只打出八个大字，“紧急事件，暂停播放”（或类似这意义的字），也没有其他途径可以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心里又纳闷又担忧。

直到搭上了南往的火车。

性滥用

俺实在受不了以下在媒体出现的性滥用，有请对语文有见地的能人，给俺指点指点。

一般性观点；
普遍性观念；
一次性服务；
一次性奖励；
丢弃性用品；
激励性言论；
互动性游戏；
危险性行为；
探讨性交流；
试验性接触。

踢馆

一个很江湖的词汇，然而用在我们常常要面对的状况，是一个再恰当不过的词汇。

在展会现场，常常有人到我们的展位上来踢馆。但不是在电影里看到的那种舞刀弄枪，拳来腿往，破堂砸匾，那种毫不讲理的流民式踢馆。都啥年代了，社会先进文明了，我们遇上的踢馆已经进化成比较优雅的唇枪舌剑式踢馆，好象粤语残片的古装打斗场面，是没有互联网的年代最早的虚拟打斗，就是各自隔空对掌，唤出刀枪斧剪，或蝎子蜈蚣，在空中对打的那种。

业界的竞争对手，和那些知道我们有和他们功能相似的产品，一般会过来探探虚实。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这些人一到我们跟前，肯定不是来看热闹的，一定会比较深入探讨功能上的弱点，一定会出一些比较刁钻的难题。我们的产品功能优于他们的，他们就想挖料；劣于他们的，他们就是来挖苦的。

这样的人，行行色色，有些遮遮掩掩的，明明衬衫上都印上了他们公司名字了，还用那些极不合身的外套或休闲装尝试去遮住；有些是偷偷摸摸的，找了“间谍”来搞局；其实我们最佩服的，就是那种光明正大，摆明了姿态，告诉我们他们就是来踢馆的，而且还敢敢的下战书，要我们到他的展位上去开战。最后这种，我们在莫斯科就碰上了，当时还紧张得手心冒汗，还好最后是我们踢馆成功。

其实，踢馆也不是啥卑鄙行为，自由市场就是这样的，家家都会煮家常豆腐，煮法味道各自巧妙。而踢馆，就是我们了解市场，了解对手，布局策略的一种途径，我们自己也时常去踢别人的馆。

但有时也会踢馆踢出麻烦，这不，我们最近收到了一封“阴国”的律师信。

爱因斯坦喜欢的笑话

贴一则爱因斯坦所喜欢的笑话：

有一个人，他的汽车有很多毛病，于是去车厂修理。

修车师傅仔细把每个部位检查一遍后，突然停下来，然后向车子猛踢。踢完之后车子的问题完全解决了。

车主非常满意，但他看到账单价钱就吓了一跳，因为修车师傅要收25美元。当时是1940年代末期，25美元是一笔大数目。那车主不大高兴，要求修车师傅给他开一张明细表。

修车师傅在账单上写着：
踢车子：25分钱；
知道要踢什么地方：24美元又75分钱。

***

我想，爱因斯坦所以喜欢这个笑话，是因为它以通俗故事解释了科学理论与科学技术的关系。科学理论要探究的是要踢什么地方，科学技术就是具体地踢车子。没有爱因斯坦提出的理论，20世纪的科学技术就得不到这么大的发展。

焉知非福

最近与好几家有可能合作的公司在洽谈合约方面的问题，合约的种类林林总总，有合作备忘录、保密协议、这个合约那个合约等等的，眼花缭乱。

虽然有律师在旁协助，其实说实在话，意义不大，因为除了合约上的条款字句作修整外，很多对自己切身利益有重大影响的条款，还是要自己去权衡拿捏定夺。

想到这里其实要感谢老天爷对我的命运安排，没有祂狠心苦心设计的磨练，今天做起这些事儿，就不会那么得心应手，就不能那么泰然处之。

现在回想起来也挺有趣的，当时还是因为研究院里没有人肯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而滚烫烫的被塞在根本不在职责范围内，又不肯归党结派的我的手上。

当然，尽力去做好这份工作的过程是挺痛苦的，不是本科又不在行不说，还要天天看那些特意用外星文写得玄奥难懂，有蓄意混淆视听，蒙骗文化水平一般的庶民之嫌疑的法律文件。然后从中理出头绪，去与客户洽谈。结果往往是两面受敌，猪八戒照镜子，就是当时的写照了。

猪八戒就这样子当了六年，而且还是因为在极不公平的情况下，背了黑锅离开的，当时还很恨老天爷瞎了眼。

世事难料，尽管人的一生中会有很多不如意的事情会发生，但是，焉知非福。

种瓜不求得瓜

金融危机的效应还在持续当儿，又巧遇甲型流感，使伯明翰的展览会的规模和气势，没有往年那样宏大和澎湃。

在候机室离开伯明翰之际，我们总结了这次展览的效果，就有意见认为访客太少，反应不佳，提议来届不来参展了。我持不同的看法，并且很努力的尝试去说服持有异议的伙伴。

细节就不去一一叙述，但是在推广新产品的长路上，有一个重点我很希望他们能够牢记。

印度圣雄甘地先生说过：“尽管你现在所做的事，表面上毫无意义，但是很重要的是，你一定要去做。”（原文：Whatever you do will be insignificant, but it is very important that you do it.）就是这样的努力耕耘，不计收获的心态，才是成功的关键。

当然，这样的观点招徕很多驳词，都认为不能只是一味努力，要用巧力。

我也同意要用巧力，但是不管是努力或是巧力，都要有底力（就是基本功）。给他们举了一个例子：

我趁春天的时候，下下种子，种种瓜。
不知种子长不长，长了也不知结不结瓜。
结了瓜也不知虫鸟抢不抢瓜，
就算不抢瓜，得了瓜也不知瓜甜不甜。
得了甜瓜，也不知到时有没有牙，吃不吃得了瓜。

所以，为了确定能够得瓜…
我确定春天的天气一定能种瓜，
我确定颗颗种子都是好种，
我确定虫鸟来了也能被赶走，
我确定我还有牙齿去尝瓜。
我才发现，冬天来了。
我才后悔，春天没有种瓜。

临分手时，还给他们留了这样的一句话：

人会后悔，往往是为了他们不曾做过的事；而不是为了他们做过的事。

阿Q一下

在展览会场上，我们家的产品入围年度创新科技奖，整个团队都为此兴奋不已。

伯明翰的这个两年一度的展览，是全世界同类展览中最大的一个，吸引了各大洲大大小小的商家前来参展。所以我们的产品能被选为年度创新科技奖的六个入围者之一，确实是很难得，也是对我们团队这些年来努力的一种肯定。

然而，能够得到这个奖，对一个新进市场的年轻公司来说，意义非凡。

看了其他入围的产品，我们都很有信心我们的产品一定能得奖，但是看了看其他入围的公司，都是国际上名字响当当的企业，我们立刻有一种直觉知道我们是不可能得奖的。原因很简单，在一个这么大型的国际性展会，这样有权威性的奖，是绝对不会颁给一家来自亚洲的无名小公司，不管我们家的产品有多卓越。在这种场合的游戏规则就是，互相利用，给那些根本不缺认同的大公司锦上添花，以抬高身价。

虽然知道我们是陪跑的，也不能不给大会面子，颁奖晚宴还是得出席。而既然要出席，还是得出席得有意义，不能没有开跑就认输，所以就得要骗自己，认为还是有机会得奖的。因此在前往晚宴的路上，大伙都很努力的，或开玩笑似的，或认真的，在寻找我们能胜出的理由。

人就是那么奇怪，也印证了忘了是那个哲人说的一句话：“谎言说了一千次，就可能变成真理。”我们也说着说着，渐渐的也相信我们有机会得奖了。所以整个晚宴变得充满期盼，而当结果正如我们所预料的一样时，更是失望无比。

不管怎样，晚宴上那种真真假假的心情变换，使本来苍白的夜晚，活泼精彩。

蜜蜂幻

在伯明翰的火车上，站满了正赶往展览会场的人们，有人东张西望的，有人聚精会神的读着手中的报纸或书本，有人玩着手中的游戏机，有人忙着收发短信，有人声浪很大的在聊天。

但是望着这个景象，却听不到和这景象相应的声音，耳朵里只能听到清晰低沉，却覆盖了其他所有声音的火车轮在轨道上跑的，轰隆隆，轰隆隆的。

火车到站了，心情忽然很放松的望着车上的人群，像卓别林黑白电影里的人群那样，很快速的左右摆动的晃出车厢，接着又有另一批人，也很快速的晃进了车厢，然后火车有开动了。

忽然车厢变成了蜂窝，那群人变成了小蜜蜂，就好象纪录片里看到的那样，很多很多的小蜜蜂，一只挨着一只的，几乎动弹不得，但是却有很努力的在动着。好象什么都做不了，却有好象很忙似的。

身累了，心也累了。

上次有这样的幻觉，有一次是在香港的地铁上，另一次是深圳工厂里的生产车间，上两次出现这样的幻觉后，都做了同一个很重大的决定，就是不顾一切的一定要换工作。

这次又再次有这样的幻觉，很迫切想换工作的念头闪了一下，很快的有消失了。

这次和上两次，有什么分别？分析后的结论是，这次的不是一份工作，因为它是一种寄托，是一种使命，是一种归属。

英国人的诠释

一个英国朋友对爱国意识的诠释，简单又精准到让人佩服不已。

他是这样说的，一个国家的疆土，风光，文化，民族，历史，人文风貌等是永恒的，延续的。

相对的，一个执政党是被国民授权管制一个国家，是暂时的，可替换的。

换了另一个政党来管理国家，国家还是同一个国家，是不变的。

因此，一定要爱国，但不一定要爱党；
支持党，但不一定要爱政策；
认同政策，但不一定要认可其执行方式。

这样层次分明的归纳，相信就是为什么英国的皇室制度和民主制度可以共生并存的关键

旅游心态

与朋友聚餐聊起彭飞的文章，回想起他二十年前对我的旅游心态影响极深远的一篇文章。回家后把书房翻了个遍，终于找到那篇文章，在这里与大家分享。

《旅游文章》---彭飞

到中国好几回了，却始终写不成旅游文章。也的确不喜欢读旅游中国的文章，壮丽或秀美的山水不是秃笔所能勾画出来的，必须亲眼去看，以心去体会。也不喜欢读强调中国落后的旅游见闻，从厕所设备，售货员恶劣态度上大作文章，处处突显自己的优越性。

到中国是去寻找一种感觉，是历史的，也是文化的。既要登长城，也要爬上黄土高坡；既要游三峡，也要到黄河口；既要看尽故宫的金碧辉煌，也要到卢沟桥寻找炮火遗迹。倘若你能切切实实地读懂巨龙那颗沉重的心，你才能领悟这块土地的魅力，也较能以一颗宽容的心去面对所有不愉快的经验。

在张家界群山叠峦之间，当然找不到干净厕所，但你若知道山腰里那提一篮子熟鸡蛋叫卖的小女孩，她得清早五点出门，爬三座山来赚取两块钱人民币的收入。倘若你再摸摸那一双在寒风中冻得通红且不住抖索的小手，你该明白：除了厕所，该关注的东西还有更多。

犹记得月牙泉边邂逅一对仰慕上邦文化而自闯丝路的日本夫妇，我们分乘两匹骆驼抵达沙州车站，骆驼客向日本夫妇多要了一倍收费。我激于义愤同他理论，他瞪了我一眼恶狠狠地说："过去日本人欺负我们中国人还嫌少吗？现在只多要了十来块钱，还算是便宜了他呢！"我始终无法明白个中逻辑，尤其看到满街的松下电器和本田轿车，仿佛又看到义和团的幽灵在古老大地上游戈。

我也永远忘不了在火焰山山脚下，一户人家虔诚地给毛主席上香膜拜。那一脸沧桑的老人家翕动着枯瘪的嘴唇低哑着说：他老人家没死，不会死的。。。

那一天，火焰山艳如黄金，滚滚黄沙几乎蔽了金太阳，扬起文思如潮。但我始终没写成旅游文章，而是重读了《儒家文化的困境》和尼采。

环保的生意vs心态

最近在报章上又看到有关建设绿色城市的相关报道，其实也不是什么新闻，无非就是在省电省水上搞搞新意思，倡倡新噱头。

对这样的报道已经很麻木了。就如花了多少多少钱，增添了新装置，可以节省下百分之几的水，或百分之几的电能等等。

可是这边厢，很多组屋楼顶的水箱维修技工，按照时间表维修检查完毕后，离去时忘了顺手关灯，导致很多组屋楼顶的水箱房的照明，像便利店那样，永不打烊。而且这样的情况，往往要等到他们的时间表下一次维修检查时，才会发现，但是那可能是四个月或六个月后了。

以前发现这样的情况，还会打电话或电邮给市理会，还威胁他们说如果他们继续这样浪费电源的话，就拒交市理会的杂费，情况也不见得有所改善。

在这里要讲的是环保的理念，就不去触及那些官僚的迂腐。然而，在我们这个万事都被“引导”的社会里，环境保育也被引进了和我们母语保育及文化保育同样的困境，就是一切都要和经济及经济效益挂钩，而且那经济效益的钩，是永远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上。

所以，环保也要有创意，能拓展出一门生意，能制造就业机会，才能在即使是花了更大投资方能达成和顺手关灯的行为同样效果更有新闻价值，才被“人”视为是“有做工”。

搞和做

在台北的展览会上，有一位老者到我们的展位来。给他作一番解说后，他问到我们产品的原产地，就给他说我们是在北京和台北联合搞研发，在深圳搞生产。结果却招来他一顿训话。

“做就说做，搞什么搞！你是在大陆呆太久了，连中国话都不会说了，是吗？”一阵愕然，不晓得咋回应。哈哈，汗颜。

不需要任何理由

年少时和死党们闲聊，总会聊到爱不爱国的问题。

那个时候，总会想给任何事情找个合理的解释，连最不理性的情感也不放过。

喜欢和爱一样东西，一个人，一个国家，都要有某种原因让你喜欢和爱，好象如果找不到理由，就丧失了权力去喜欢和爱。

在服兵役期间，自然会聊到如果有一天新加坡受到侵略，我们身为一个国家军人，会有什么立场和理由为国家拼命甚至牺牲。当大家都搬出一大堆堂皇又唬人的理由时，有一个人却说了当时我们都觉得不像是理由的理由：“就算知道是死路一条，也要抗战到底，因为我住在这里。”

多年后，在很多国家住过一段时间后，才体会那句话的真正意义。对这个国家的方方面面都有意见，都有批评，其实就是关心，因为我就住在这里。

这次在寒冷的莫斯科天空看到红白新月五星旗迎风飞扬，我心里就感到无比骄傲，就给它立正敬礼。我也不需要给异国同伴解释，因为我不需要任何理由。

虚惊一场

除了我们在展览会场雇用的翻译员外，在莫斯科很难找到一个能说英语的人。搭计程车成了我们每天的可怕经历。

莫斯科是没有计程车的，只有皇包车，就是没有计程表的那种，只能在上车前和司机议价，每个司机开价的价差也大得令人吃惊，到同一个地点的车资可以介于两百到一千卢布之间。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有请酒店的人员，在一张小纸条上，用俄文写上酒店的名字，酒店的地址，还有议价也写上去，从两百、三百、四百、写到一千。

有一次我们从基扶火车站叫车子回酒店，上车前已经比手画脚，又“奶，大，奶，大”的同意了车价，上了一部要价两百大车子，谁知道车子开动后，司机就开始跟我们说了一大堆我们听不懂的俄语，我们傻眼了，目瞪口呆的望着他。

他又叽哩咕噜的说了一大堆，还一面说，一面比手画脚的，后来有一个手势我们看懂了，是一个睡觉的手势，我们就比回哪个手势给他，点点头。接着他又噼里啪啦说了一大堆，然后用两根手指指了指自己的眼球，然后那两根手指又对着前方，左指指，右指指的。我们又看懂了，原来他早些时候根本没听明白我们到底要到什么地方去，就大胆的开价两百，现在要我们自己找找我们酒店，给他指出酒店的位置。

天阿，我们顿时慌了阵脚，但是没有办法了，只好努力的寻找我们酒店的方位。心里在想，如果上了那个开价三百或五百，乃至一千的车子，我们就不用那么慌了。后来找到酒店的招牌了，我们失控的笑得很开心，他也同时笑了，笑得比我们还要开心，他是我们见到的第一个懂得笑的莫斯科人。

我们笑是因为我们能够回到酒店了，也开心没后上那五百或一千的车子，他的开心我们想是因为他觉得载到三个凯子，肯花两百卢布，到那只有两三分钟车程，就在莫斯科河对岸的地方。

没有笑容的国度

有可能是天气严寒，咧嘴微笑就会冻坏牙齿，所以觉得莫斯科这个城市的人很冷漠，就连酒店餐馆超级市场的所有服务人员，脸上是一点微笑都没有，还严肃非常。

我给他们找的理由是，可能他们生活在铁幕之下太长时间了，可以有三到四代人的时间，都是在铁幕下过的，毕竟他们放弃社会主义还不到二十年的时间，还没能改过来。

后来经一些在莫斯科打拼了很多年的中餐馆老板点破，才知道那是一种高傲的民族个性以及仇外的社会情绪。他还告诉我们，莫斯科的海关、警察是如何如何的霸道和爱刁难人，尤其是非他族的亚裔族群。还有一种所谓的“光头党”，就是类似我们的私会党的人，是社会法制的游离分子，到处寻找猎物想占点小便宜。弄得我们都不敢单独外出散步逛街，即使外出，也步步为营，避免到人潮拥挤的地方去。

莫斯科走马看花

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到莫斯科来，然而随着俄罗斯想和世界的经济接轨，近年来办了越来越多大规模的国际展览会，也就这个原因，踏上了莫斯科的土地。

第一个感觉，它是一个白桦树的天堂。虽然号称是世界上城市范围最大地方，其实城市里保留了很多的绿地，而且都是种了白桦树，所以它不像是一个超大城市，更像是一个由许多市镇组成的城市，除了历史悠久的行政中心外，其他地方都没有啥特色。

市容面貌感觉上很像哈尔滨，较有年代的建筑物都很有红色苏联的味道，只是规模超级宏伟壮观。而民宅的房子都像极了中国的宿舍和单位房。如果不是街上的人都是白肤碧眼的，还以为穿过了时光隧道，到了二十年前的哈尔滨。

红色苏联时代建筑，除了宏伟壮观外，都没有什么个性，很多栋坐落于不同地区的建筑物，都好像似曾相识。就如莫斯科大学的主楼一样的建筑，整个莫斯科共有七座极为相似的，所以实在不能以它作为地标，不然的话，一定会被它搞迷路了。

在莫斯科，相信只有一个地方的独特建筑群，是可以用作地标作用的，那就是红场周边的克林姆宁宫和喀山大教堂。

还有一个能够提醒我这里是俄罗斯城市的景象，就是到处都有东正教堂。咋看之下，东正教堂很容易被我们误会是伊斯兰教堂，因为它都有洋葱状的塔顶房顶，不同的是，洋葱头都是很华丽的镀金，且顶着很花俏的十字架。后来才从当地人的口中了解到那洋葱状的金顶，其实是代表着火焰的形状，代表光明。

前老板，良师，益友

他是美籍香港人，但由于年纪很小就到美国生活，除了那一口广东口音很重的美国话外，没有一点香港人的影子，尤其是他的做事方法和处世态度。

他直率而且敢于挑战传统和制度；当他面试我第三次，并决定录取我的时候，他对我说其实来应聘的学历比我高的人很多，但是他不管这些，他注重的是经验，并觉得以我的经验，要比其他高学历的人更能够胜任那份工作。我一点也不惊讶，因为在一个官办官僚的研究院里，情况就如他所说的那样，只看重一纸文凭而不在乎经验和能力。我惊讶的是他的坦率和坚持，因为他如果要反传统执意录取我的话，是需要很大的毅力去克服层层的阻力，才能做得到的。结果他还是做到了。

一上岗他就会不厌其烦的提醒我们，国家的研究院是国家重大的知识产权投资，所以花的是纳税人的钱，因此我们所作的一切工作和决定，一定要以纳税人的利益作为优先考虑。再将与他共事六年里所做的事和所维护的利益，与许多其它新加坡籍的管理层放在天平上，发现没有人比他更为国家着想，没有人比他更像新加坡人。滑稽的是，他根本就不是新加坡籍的，可以不用这般认真，可就是他那正直的做事和做人的原则，他可以横眉冷对千夫指的说：“我即使不要这份工作，还是觉得这样的决定，对各方的受益最大。”

他还有一套很开明的管理哲学，而且不像一般官职人员那样，他敢于下放权力，也很敢于承担责任。我们初期难免有很多决定，都会先征求他的意见，经他同意后，才会去执行，可是他总会要我们大胆的去做，不要畏首畏尾的。他说：“我聘请了你们，就得相信你们的能力，对你们的决策有信心，你们也要对你们的能力和决策有信心。要是大大小小的决定还是要我来做的话，我还不如聘请一些文书或执行人员就行了。你们大胆的去做，即使错了，有我在。老板是干嘛的？老板就是来给你们挡灾的。”而且，事实证明他不是在开空头支票，他确实能做到。

在职场这么多年，他是少数让我真正口服心服的管理人员，也是人生路上的良师益友。

前老板来探班

到处参展这么些年，这次在拉斯维加斯的展会，将会在我这段参展的生涯里，留下一个很深的印记，因为有老朋友来探班。

老朋友是前老板，是我在新加坡某研究院工作时的老板，虽然我离开三年了，他也在去年八月离开了研究院，我们之间还是定期聚餐，也经常用电邮沟通，所以他对我的动向也很清楚。

只是万万没有想到，他会千里迢迢的跑到拉斯维加斯来探班。惊喜后的寒暄之际，他轻描淡写的告诉我的伙伴说，每每在新加坡聚会时，我都没能好好地给他展示和解说我们的产品，还有说我忙到没能让他好好的请我一顿寿筵，所以他千里追踪到拉斯维加斯来了。

其实他是趁着回家探亲之便，顺道来探班的。说是顺道也不尽然，他住在三藩市，往返拉斯维加斯还是要一番折腾的，来探班的诚意由此可见。

因为他探班，除了好好的，正正式式的给他介绍和演示了一遍我们的产品外，也把夜间的应酬活动推给伙伴，自己好好的和他享用一顿舒服的晚餐，悠悠闲闲的逛了逛拉斯维加斯的大街。

这三年里多次到这赌城，这样好好地看一看它，还是头一着。况且是和故知一起逛，一点也不拘谨，很轻松自在。

世界最大的天幕

一般到拉斯维加斯玩的人，都会留连在The Strip一带活动，因为这一带是酒店赌场购物和主题公园集中发展的地方。它尽量安排那些漫步在街上的人，没有一刻会感觉得闷，一个不经意，就会逛到巴黎铁塔和凯旋门，就会看到大型的音乐喷泉或火山爆发，一个不小心，就会在人行道上碰到奇装异服的太空人，电影里的外星人怪兽，或古代的罗马人希腊人等等。

这样精彩的安排，已经让人很难去想到在旧城区里，也就是拉斯维加斯最早发展的赌场区的一条步行道上面，有一个全世界最大的天幕。

这个天幕，就是在两排建筑物中间的道路上空，搭建起来的当成银幕的弧形遮篷，宽约二十米，长约三百多米。听说早期的天幕，真的是一个大的银幕，给放映幻灯片和影片用的，可是二十年前我初访这城市时，天幕是由成千上万的不同颜色的小灯泡构成的，现在则改成液晶显示器。虽然如此，整个天幕亮起来时，效果一样壮观。

天幕每天晚上九点整，播放十五分钟特别为这天幕设计的节目，配上音乐，各式各样的影像在天幕上闪烁飘移，天鹰啊，火箭啊，从天幕的一头飞向另一头，让人目不暇给。整个天幕塞满了眼帘，让你在那短短的十五分钟内处于催眠的状态里，淹浸在颜色中。

有这个天幕，赌城的旧城区还是一样的吸引人潮，也证明这天幕的设计者的构思和眼光是超前的，这么多年在赌城的地位没有被取代过。

危机。赌城。运气

刚从拉斯维加斯回来，去之前也听过有关于它受金融危机影响的负面报道，这次算是亲身去感受了。

在机场，那种十六条行李输送带全开动的壮观景象已经不再。虽然已经中午时分，只有三条行李输送带开动和稀稀落落的人潮，和去年那种人头窜动的景象比起来，落差太大了。

计程车也是如此，去年是人等车，现在是车等人，不管是在机场或是酒店。去年在机场等计程车要到酒店去，就足足等了半个多小时；这次是计程车站根本就没有人在等候，人一到站马上就有一辆计程车杀到。

在最繁忙的赌馆区，拉斯维加斯大道两旁的行人也明显少了许多，步行起来速度就快了很多。大道上的车辆更是少得可怜，以往那种一两百米距离的路段也要堵上十几二十分钟的景象，现已不再，即使是在最繁忙的入夜时段，现在是通畅无阻的。

然而，情况其实没有这种表象那么糟糕，因为各个赌场里赌的人还是很多，出名的高级昂贵的餐馆还是很多人大排长龙，这两种场所就完全没有受金融危机影响的迹象。可能是经济不好，钱要花在物有所值的地方，或像新加坡一样，经济越不好，排队买多多4D想碰碰运气的人就越多。

所以IR明年开业，还开得正是时候 … … ？

夏里秋

一个上午，从苏联大使馆走出来要到巴士车站，为了躲避那正在生气太阳，就窜进植物园里去。

有很长一段时间，没到过植物园了，它的格局基本上还是一样，只是武吉芝马那端的入口处翻新了，添置了很多小水池，水池的中央种了长满了蕨科植物的棕榈树，水从中间流出，然后流向四周倾下，发出像绿野小溪的潺潺流水声，唏沥沥，哗啦啦的，送着清凉意。在这样的环境下，配上鸟叫虫鸣，再喝上一杯香浓的碳烤研磨咖啡，就可媲美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那种悠然自得了。

园里到处都是绿茵和绿荫，感觉很舒服，完全感觉不到太阳热力的漫步着，擦身而过的风也是凉快的。脚步不知不觉地渐渐放慢了，开始去注意和观察那些在平时少见的灌木花朵，又再次惊叹大自然的巧工，大自然的美丽。

不知不觉地走到园里的标志性建筑，那座白色亭子，眼前的景色让我为之一怔。白色的亭子，被淹没在一片黄色之中，它周围的树木的叶子可能近期的雨水偏多的关系，全都变黄了，很多的黄叶都落到地面上，还有好多正飘午在风中的徐徐落下。

走进它，走进深秋，走在黄金路上，走在不停有被风儿吹起的小黄色叶片，陪你散步，绕着你跳舞。

白色小亭子在这样的色调里，显得特别突出，特别明亮，特别吸引喜欢秋色的人在它的周围绕了又绕，绕到忘了我穿过植物园，是为了要赶去荷兰路的巴士车站。

IT Show 的一幕

难得碰上科技展，也去凑热闹。挑了满意的商品后，排队付款。

排在前面的是一对父子，其实看上去判断是爷孙俩，是他们的对话证实了他们的关系是年老的爸爸和才刚刚上中学的儿子。爸爸是瘦弱型的，皮肤黝黑，而且不高，才中一的儿子都和他一般高了。他们排队付款的是一部超小型，不带光盘驱动器，八寸屏幕的笔记本电脑。

从他们的对话中可以看得出爸爸的教育水平不高，说的是很地道的闽南话，儿子回应的则是半咸不淡的闽南华语英语参杂的新语。

“儿子诶，你刚刚读中一，有没有要用这样好的电脑咩？”

“阿爸，真诶啦，先生说要用电脑找东西，还要做project，还有homework隆重要印出来诶。”

“tapi，这架安泥小，可以用吗？”

“诶赛诶啦，我的同学也是用这个一样的。”

轮到他们付款时，见爸爸从裤袋掏出一叠厚厚的钞票，只见两三张五十元钞，其余的全是十元的钞票，他仔细的数足了七百多元后交给收银员，才把剩下的几张十元钞收回口袋里。

我不清楚他的家庭状况，但是从他对话的语气神情和数钞票付款一点迟疑的身体语言，可以感觉得到他的钱挣来不易。而儿子却在他数钞票付款的时候，不停的环顾四周，一脸尴尬的神色，还催他爸爸：“咔紧啦。”真想抽他。

时下经济不景看到这一幕的心酸感觉，就像很多年前遇到一个老妇人，为了省五分钱，不舍得搭冷气巴士，情愿在烈日下多呆十五分钟，等下一趟没有冷气的巴士。

不能只是一味念书

朋友的儿子高中考得好成绩，在当兵期间，就报读大学，以便争取一服完兵役，就能立刻上大学，不浪费时间。

由于成绩优越，他受到好多机构的青睐，要颁发奖学金给他。当然，不同机构要他念的科系都不一样，有的奖学金是直接由大学的院校颁发的，而且要他在一般学生完成一个学位的四年里，修读两个学位。

过多的选择，倒是给他父子俩造成困扰，犹豫不决，他儿子的兴趣也还没有定向，好像什么都有兴趣，又对念了哪个科系将来是做什么性质的工作，好像一点概念也没有，所以不知道如何取舍。

朋友比较偏向于要孩子念双学位，像一般的新加坡人一样，“怕输”的算给我听什么市场最大公倍数，效率最大公约数之类的似是而非的结论，无非就是想有一个能得到最高的奖学金，而又想得到一张最有市场价值的文凭。他分析得头头是道，却又没有一个决定，莫非要我替他决定，又或许想要从我口中说出一些能够复议他的决定的说辞。然而，我让他失望了，我说了些让他很震撼和思索良久的话。

“大学生活是一个人一生中最美好，多姿多彩，也是最关键的。一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等等，会在这个时候成型定型，而在大学里的生活、活动、导师和同学，都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着种种观念…”

“让他好好的感受大学生活的一切，不要因为任何利害的取舍，而剥夺了他的成长。不要去让他修什么双学位，而每分钟都在念书，让他有时间和同学打打球，搞搞活动，打理学生组织，偶尔胡闹胡闹，建立深厚的情谊。要知道以后的世界是他们的，他要有好的人脉关系，就要从大学里开始建立，因为最纯洁的友谊，只有在没有功利的学习环境里找到…”

“说句比较现实的话，他往后在工作上或事业上需要帮忙的话，说不定大学里的死党哥儿们已经是什么高官，或某某财团的总裁等等，哪办起事儿就事半功倍了。”

“还有，你一定要把他赶出家门，让他到大学宿舍里去住，这样才能让他真正的过上大学生活。让他去打理自己的生活，让他去处理自己的生活难题，他要是在大学里过得好的话，到社会上去肯定没有问题。”

“在大学里，不能只是一味的念书，考取好成绩就行了，大学是学校和社会的一个过渡地带，是青少年和成年的一个转折点、适应期，主要还是学习分析和看待问题的基本逻辑思维和理念，这个要是学会了，干什么都行，都会一样出色。”

从网络语言看汉字简化的必然性 [转载]

打开电脑，来到论坛上，会发现一种现象，有很多字，很多名词，不是用汉字写，而是用拼音来代替，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网络语言。比如政府（ZF），共产党（***）,等等。

　　人们之所以喜欢拼音名词，是出于两个原因，一是时髦，因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文字尤其是西方强势语言是拼音化。二是简便，挺复杂的一个汉字名词只用两个字母就表达出来了，虽然是敲键盘，也少敲上几下。现在的汉字虽然早已简化，必竟还不如拼音方便好写。

　　说到这里，使人想到了有关简化汉字的事。

　　简化汉字作为在中国大陆使用了半个多世纪的文字，早已深入人心，广泛普及，有着不可动摇的地位。并得到国际上的认可，还被某些海外华人国家所使用。

　　但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种贬低简体字褒扬繁体字的声音却时常在我们耳边响起。甚至有人提倡恢复繁体字。日常生活中也有人去简就繁，热衷写繁体字。网上也有人宣传繁体字，并用繁体字发言。甚至在全国政协会议上，还有明星联合写提案，倡议恢复繁体字。

　　这些声音虽然动摇不了简体字的根基，却也代表了社会上的一股势力，有一定的社会环境和基础。这主要是改革开放后，尤其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中国和外部的联系一下子密切了，人们发现港台人士和海外华人仍然使用繁体字。他们在经济上的强势，造成了文化上的强势。繁体字似乎也就代表着一种强势地位。

　　而港台及海外华人由于习惯于繁体字，不愿意写读简体字，并且指责中国大陆的去繁就简，宣称繁体字才代表中华文化，简体字是对中华文化传统的一种篡改，是抛弃了中华文明。

　　此外，国民党当年出于政治目的，一直反对甚至毁谤简体字，极大地影响了港台和海外华人。而中国大陆的一些人由于缺乏对汉字的全面认识，也附合着他们的观点。

　　实际上，对中国汉字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汉字从产生到发展，一直是在一种变革中。正是因为有了汉字的不断简化，汉语言文字的传播才变得迅速和广泛。才能为广大人民所掌握。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刚解放时，中国大陆还是一穷二白时，那些大字不识的工人农民，仅靠速成班就摆脱了文盲的命运，不能不说这是汉字简化的功劳。汉字的简化提升了中国人的整体文化水平，使更多的人掌握了中华文化，学到了各种知识。简化汉字不仅不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破坏，相反却是对中华文化的一种发展与继承。简化汉字不仅是中国人学习文化的需要，也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一种表现。

　　汉字在上世纪的推广初期，是非常顺利的，因为繁体字太繁杂太难写了，而简体字好学易写的特点显而易见。简体字大大缩短了书写时间，减轻了劳动量，省时省劲。学过繁体字的人，再练简体，都认可简体的便捷和简洁。就是写繁体字的港台地区，让他们用一种简便的方法写汉字，也都欢迎。比如在电脑上，不论简繁汉字都用一种快捷的汉字输入法，结果不管是写简体的大陆，还是写繁体的港台，都称赞电脑汉字输入法的快捷和简便。由此看来写繁体的地区和国家也在渴望他们写的汉字更简单些。虽然他们嘴上将简体字骂得一无是处。

　　随着时代的进步，网络的发展，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如文章开头所说，人们连简化汉字都不愿意写了，用更简便的拼音字母来代替，越省事越好写越好。这不仅表现在写简体的大陆网友之中，写繁体的港台网友也乐此不疲。

　　这种拼音字母不是一个两个，而是非常地多，在网络上比比皆是，大量地出现在文章和发言中。经常看到的还有；GMD( 国民党 ),LG（老公 ），Lp(老婆)，TW(台湾),DL(达赖)，JC(警察),LZ(楼主)，ZT(转贴)，GG(哥哥).JJ(姐姐),MM(妹妹),

　　FQ(愤青),JY(精英)，LS(楼上)，BS (鄙视)，数不胜数。

　　这些拼音也不是完整的，是每个名词的第一个字母。连简单的拼音字母也要简化一番，说明人们一点儿都不讨厌简化字。

　　这其实不足为奇，删繁就简本来就是事物发展的最高阶段。

汉字“废简复繁”很值得推行 [转贴]

日前，全国政协委员潘庆林提出，建议全国用10年时间，分批废除简体汉字，恢复使用繁体字，原因有三：
1、上世纪50年代简化汉字时太粗糙，违背了汉字的艺术和科学性。比如爱字，繁体字里有个“心”，简化后，造成“无心之爱”。
2 、以前说繁体字太繁琐，难学难写，不利于传播，但是现在很多人都是用电脑输入，再繁琐的字打起来也一样，所以这个问题已经渐渐不存在。
3、恢复使用繁体字有利于两岸统一。现在台湾依然用繁体字，并称其为“正体字”，深有意味，还要为“正体字”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给祖国大陆方面造成了压力。

潘委员的“废简复繁”提议虽然不新鲜，但很值得挺一下。国人是该到了精神重建，文化复兴的时候了！繁体字，这是中华民族的符号，不可以随意篡改和丢弃，至于有偏激的朋友说，要恢复繁体字还不如恢复甲骨文，不然恢复为篆书，隶书也成。甲骨文现在几乎没有人认识，其中的道理就是中间文化断了层，现代的学者只有靠猜测才能勉强识别。古埃及，古巴比伦，玛雅文明，为什么消失了？他们的子孙已经不知道先辈们曾经创造的灿烂文明到底是什么样了。金字塔，空中花园永远成了未解之谜。先辈们是谁，已经被后辈遗忘，他们麻木的生活在那片曾经辉煌的土地上。这是多么的可悲！可叹！

简化字来源于草书，早在南北朝隋唐时期民间就开始流传，为有别于正体字而被称为「俗体字」，只是为了书写方便而已，在正规场合人们还是用正规字，所以当时的人们能同时认识一个字的两种或多种写法。这就好比我们在家干活时，为了方便，喜欢穿随便的粗布衣物，可外出会客时依然会换成正规得体的真丝衣服一个道理。

这里之所以把简化字比做粗布衣服而把繁体字比做精美的真丝朝服，就是因为汉字在简化了笔画的同时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由于简化了笔画，使很多字外形相近，识别率大为降低，于是阅读速度反而变慢。由于人一生中看字的时间是写字时间的无数倍，哪怕作家也一样，所以整体来说却是适得其反。同时，由于简化字增加了很多偏旁部首，从而加重了学生学习的负担。这些新造的部首和字，在书法家的眼里就比繁体字粗俗难看得多。另外，由于把很多音相同但意义不同的字合并成一个简化字，经常导致语意的混乱，并使汉字本身内在的词源关系丧失，使整个汉字系统出现结构紊乱。

“废简复繁”一经提出，反对声便不绝于耳，理由无非就是“繁体字”笔画太多，写起来太费时间，简体字使用起来比较方便。甚至有网友质问，“如果全部改用繁体字，那老百姓还活不活？”难道使用繁体字，老百姓就活不下去了？那老祖先们又是如何活下来的？港台同胞是否因繁体字而痛不欲生或效率变差了呢？不要言过其实，如果有人认为时间宝贵，写繁体字太麻烦，我想日文可能更适合他们，那些汉字偏旁部首式的日文岂不是比简化字更简化？！

当初推行简化字的另一理由恐怕就是为了消除文盲，让劳苦大众也能识文认字。事实上咱们简化字推行了四十多年，可至今文盲仍一亿多，半文盲更不计其数，相反，在台湾，依然是繁杂的正体字，可由于政府注重教育，扶助平民子弟入学，到七十年代就扫除了文盲。由台湾与大陆这组比较实验我们可以看出，普及教育的关键不在文字笔画的多少，而在政府用心的多少。

赞成简化字者还认为，汉字不就是个代号吗？代号不是越简单越好吗？与其花那麽多时间来学认字，不如多花时间来学习真正的文化。其实这是种误解。汉字每个字本身就是一部浓缩了的文化，一个固化的资讯模块，在学认字写字的同时就是在学习中国的文化。比如奋的简化字把中间的'隹'字简化掉了，隹是什麽？它是种候鸟，下面的田代表鸟的栖息地，这个字说明候鸟只有奋力展翅，才能完成南北迁徙，去掉隹就丢掉了奋的最本质的资讯。另如：愛，要有心才是爱。可是现在的简体字，哪里还有这点含义？雲，有水才有雲，水蒸气雾气形成了雲，简化字又给简化没了。而且还把毫不相干的字混合取代，经史子云之云和天气雲雨之雲是完全不同的，升斗米粮之斗和战鬥之鬥（二王关在门里，当然是鬥了！多么形象）是完全不同的意思。繁体字一目了然各自所表述的意义，而且容易记忆。简化字呢？魚是在水裏的動物，可現代的“鱼”都不在水里游了。

简化字是有其方便书写的优势，但其最大的弊端，即致命伤就是割裂了文化，使延续了几千年的文化命脉被简化字割断了。由于那么多新字出现，废除了那么多繁体字，六十年代后出生的人，哪怕是大学生，也很难阅读40年前的报刊，更别说在那以前的古籍了，中华文化被拦腰砍断了。一个最生动的例子就是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在百年校庆时发行了一百张限额的「百年书签」，印刷精美，成为海内外校友争购的珍藏品。谁知里面错字连篇。如「桃李芬芳」错成「桃李紛芳」；「直挂云帆济沧海」错成「直掛云帆濟蒼海」；「坐拥书城，富甲一方」错成「座擁書城，富甲一方」。北大文人都闹这样的笑话，可见中华文化后继无人也。

在中华历史上，除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断送了先秦以前的先皇教导和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外，对文化的巨大损伤就数这次的简化字了。活生生地把后来的炎黄子孙隔在了祖先文化长河的外面，让新中国出生的人成了“文化无根人”，成了文化荒漠里的人。

汉字简化是特定年代的特定产物，那个革命的年代，什么东西都想革一把命，也不论革得革不得。汉字简化给中国文化造成了巨大的断层。古籍可以简化，但先人们留在各处的遗迹却是永远抹不去的，青年人看繁体字就像看外文一般艰难，这样还有多少人有兴趣去研究学习本民族文化呢？民族文化不能被后辈传承，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悲哀！一个统一的国家，竟然有两种文字，这无论对外还是对内都是非常不利的。综合比较，汉字恢复本貌实在是利大于弊！所以国家很有必要逐步恢复繁体字。

简化字不能轻率废除 —— 二论繁简字之争 [转贴]

关于汉字的废简用繁问题最近几年屡屡成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提案内容，因此使繁简字之争一次次提到了全国人民的视野之中，全国政协委员代表全国人民的意愿行使自己的权力，在十分严肃的一年一次的全国政协会上年复一年的提交此类议案，不能不让国人作出回应。

今年代表提案中建议废简用繁的三个理由是：

第一，“上世纪50年代简化字时太粗糙，违背了汉字的艺术性和科学性。比如爱字，繁体字里有个‘心’，简化后，造成‘无心之爱’。”

这个理由能够成立吗？

未必！

首先，上个世纪50年代的简化字并不能斥之为“太粗糙”、“违背汉字的艺术性和科学性”。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汉字简化工作是负责任的，一大批专家、学者参与了这项十分严肃的汉字简化工作。而且，从实际上看，汉字简化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整理异体字，二是公布简化字。

从文字史发展史来看，简体字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甲骨文时代，汉代民间应用的简体已相当多，北魏时期，“亂”，已简化为“乱”。所以，文字的从简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不是哪一个人能够阻挡得了的。

我们今天使用的不少简化字本来就是在中国古代已经广泛使用的历代简化体字或俗体这，如“乱、体、宝、尽、对、办、继、杰”；有的采用的是古字或者笔画比较简单的异体字或通用字，比如“云、礼、弃、无、从、个、气、网”等；有的是利用草书楷化，比如“书、为、伟、乐、东”等。这些简化字均非无源之水，而是简约有据。是众多汉语研究专家充分吸收中国古代广泛流传的简化字成果的体现，这绝对不能说成是“粗糙”！能够进入中国文字改革工作的专家都是学有所专，在文字研究方面公认的顶级学者，不了解这段历史，轻率地将当年这项严肃的工作斥之为“粗糙”是不合适的。我们有权质问，是当年这些学者“粗糙”，还是今天写提案的代表“粗糙”？这类提案本来就不应当是非专业的人士所能轻率提出的，何况是在一年一度召开的全国政协会议上。

“爱”字是不少力主废简用繁者的一个代表字，理由是繁体字“愛”有“心”，简体字是“无心之爱”。

首先，这类字只是极少数可以让力主废简用繁者拿出来说事的字之一。但是，有“心”就有“爱”吗？古人并不懂得“心”是不能爱的，真正能够思考能爱的是大脑，因此古人造字之时为“爱”加上一个“心”是古人缺乏科学知识的一种误解；今人还有什么必要以讹传讹？

其次，真正有“爱”心的中国老百姓并不一定非得知道繁体字的“爱”有“心”才知道爱。汶川大地震中自费驾着农用三轮车到灾区干实事的山东农民根本不知道繁体字的“愛”有“心”，但是，他们懂得“爱”，更懂得“大爱”！相反，真正懂得繁体字“愛”字有“心”者未必表现出了多少爱心。所以，“爱”字有“心”与无“心”并不影响我们对国民进行爱心教育。真正天天用有“心”之“爱”字的人天天干着分裂中国，鼓吹“去中国化”的还少吗？台独分子个个知道“愛”字有“心”，但是，他们何尝有“爱”中国之心？何尝有“爱”中华民族之心？所以，“爱”字的形体有“心”无“心”，并不能直接与有无爱心相提并论，二者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真正的爱心在才行动，在亿万中国百姓的大脑之中，不在于“爱”字的形体，至少与形体关系不大。片面夸大繁体字“愛”字形体教化意义是不切实际人。如果繁体字的“愛”真有这么大的作用，那么，对在押罪犯只教他们一个繁体字的“爱”字，让他们具有爱心即可以了，这能行吗？

力主废简用繁的第二个理由是：“以前说繁体字太繁琐，难学难写，不利于传播，但是现在很多人都是用电脑输入，再繁琐的字打起来也一样，所以这个问题已经渐渐不存在。”

真是这样吗？

未必！

我们现行的小学中的识字教育是从一年级开始的，据笔者所知，目前国民教育系列的小学识字是手写而非电脑输入。即使是用电脑输入，手写也是不能废弃的；我们不可能想象国家主席签署主席令会用电脑输入，也不能想象在法律文书、银行交易等多种正式场合下可以不用手写体而改为电脑输入。无论在中国，或是在外国，所有签名都必须是手写。所以，电脑无论如何发达，手写汉字永远不可能废止不用。因此，提案者的前提就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何谈什么“这个问题已经渐渐不存在”了！不是这个问题不存在了，而是提案者熟视无睹了。繁体字对于刚刚识字的儿童来说难学难写是一客观的现实，没有必要讳莫如深。

力主废简用繁者的第三个理由是：“恢复使用繁体字有利于两岸统一。现在台湾依然用繁体字，并称其为‘正体字’，深有意味，还要为‘正体字’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给祖国大陆方面造成了压力。

这条理由是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片面夸大繁体字在实现海峡统一问题上的作用。海峡两岸的统一是大势所趋。实现两岸统一的根本出路在于中国大陆自身的繁荣强大。一个既贫又弱的中国大陆根本无法实现与中国台湾的统一。既然统一的基础是中国大陆自身的繁荣富强，那么，就无需在文字形体上找什么理由。试问提案者：大陆废简用繁就能有利于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的统一吗？这里既夸大了文字形体的作用，又将海峡两岸的统一简单化。实现统一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绝对不可能靠繁体字来解决。

第二个问题是申遗。汉字以繁体字为代表申请世界文化遗产是完全应该的，但是，这和推广使用简化字是不是一回事。汉字作为一种全世界使用人口最多的文字之一，以其丰富的历史文化含量申请世界文化遗产是完全应当的。但是，作为一种文化遗产，未必就一定要在现实生活中大量使用它。文化遗产首先是保护，其次是发挥它的作用。即使是发挥它的作用也未必是大量使用，而且将已经由十三亿中国大陆百姓使用了半个多世纪的简体字简单地废掉，这是万万不可轻率做出决定的。简单地在中国大陆废简用繁将会造成大陆中国空前的一场文化混乱，而且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一次文化混乱！

中国大陆尽管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就推广与使用了简化字，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废止过繁体字，以中华书局为代表的全国各省古籍出版社每年都在印制大量的繁体字书籍，而且销路很好，完全没有因为这类书是繁体字就无人问津。

去年九月笔者到台湾参加海峡两岸图书交流20周年纪念活动，前来购买中国大陆简体字版的读者非常之多。这类简体字版的书籍，只是在书价处贴上一个折合为新台币的定价就直接卖给台湾读者，许多台湾读者大包小包的购买。一位专门经销中国大陆简体字版的书商告诉我：这几卖大陆版的简体字书籍让他这几年赚海了。

为什么海外、境外华人已经熟悉并大量购买中国大陆的简体字版的种类图书之时，我们的全国政协委员竟然还屡屡提出废简用繁的提案呢？真是令人费解。

全国政协委员提案是一种稀缺的政治资源，并不是每一位普通老百姓都拥有这政治资源的，我真心希望全国政协委员能够提出一些真正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有益的提案，不要再在此类问题纠缠不息，这是一种极大的资源浪费！

繁体字申遗，我为什么反对 [转贴]

--- 裴钰

最近，在中文华语圈里，有的朋友为繁体字申请世界文化遗产，如果，我们从单纯的文化角度来讲，虽然也有保护中华文化的良苦用心，作为人文学者，我深感理解。同时，我也想说，繁体字一直以来，没有死；未来，也不可能死；从文字的地位上来讲，繁体字并不能简单的理解为“弱势文字”；繁体字面临的困境，并不是真正的人文困境，而恰恰是人文缺失所致，正因为我们的人文态度缺失，我们的人文意识薄弱，才导致了繁体字的窘境，真正需要加以增强的，并不是"保护"，而是“补课”，需要我们增强纯粹的人文意识和思考。

在今天，西医的地位牢牢占据了社会和文化的主流，可是，很少有人想到，仅仅100多年前，西医遭受的却是莫大的非议和非主流地位，我清楚地记得，当年，梁启超进入北京的协和医院，出了手术事故，社会舆论立刻对西医严厉抨击，还是这个遭受医疗事故的梁启超，亲自为西医辩护，梁启超用生命的代价，为西医辩护和正名，原因在哪里？不是因为西医不好，不科学，不人道，而是，当我们的文化的科学精神没有足够充裕的时候，我们还无法理解西医，无法认同西医，无法完整地认知西医，无法全面地评价西医，所以，当年，西医的困境，并不是西医本身导致的，而是，原因在于我们的文化环境的思想缺失。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和西医曾经的困境类似，今天的繁体字在国内的困境，我们也应该实事求是地从人文的角度来思考和追寻。

繁体字的地位，并非“弱势”

从历史的角度来讲，中国文化，直到清末和民国时期，繁体字的应用是普遍的。这一点，没有多少人有异议，那么，从现实的角度来讲，繁体字是不是一个弱势地位呢？其实，在香港地区、台湾地区和海外中文地区，繁体字是跨不过去的一道坎儿。同时，我们还有一个错误的认识，认为有关部门武断地不承认繁体字，片面地不承认繁体字的地位。

我们看2007年10月，由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域办事处（WHO西太区）发布的《国际标准传统医学术语》(InternationalStandardTerminology)，这个标准包括中医、韩医、日本汉方医学等的传统医学国际标准；最终收录了包括总类、基础理论、诊断学、临床各科等八大类3543个词条。其中包括400条症状及体征术语，400条证候术语，500条病名术语及100～200条治疗术语。术语语种为英文及中文。

这是中医在国际上主流的标准术语，是国际上统一的标准，术语语种为中文，而标准的中文部分，使用的是繁体字，原因是什么呢？由于每个国家使用的简体字各有差别，所以该标准的中文部分使用繁体字。

这个标准目前为我国政府承认，并同意该国际组织在世界范围里使用繁体字版的中医药统一标准。作为，我国的官方认可的语言文字，作为世界性的通用标准语言，体现了我国足够宽广的文化胸怀和视野，我们没有狭隘地把繁体字置于非官方的地位，相反，我们尊重国际文化的事实，灵活地对待文化问题。从这一点来说，作为中医药领域的国际通用标准，繁体字在国际上的地位，并不是很多人想象得那样“弱势”，更谈不上什么濒危。

繁体字阅读，根本无法回避

众所周知，晚清和民国时期的文化和科学著作、书籍、杂志和资料，都是用繁体字撰写的，只要落实在文字上，就是繁体字书写的，即使像民间通俗文化的戏曲、电影、娱乐杂志等等，也离不开繁体字。这说明什么呢？阅读繁体字，不仅是人文学科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和研究者回避不了的基本功，就是理工科，凡是涉及到1950年代前的专业资料、专著、文献等等，都必须阅读繁体字。大学商科，对于1950年代前的资料、文献和著作等等，也离不开繁体字阅读。就是新中国，直到1970年代，官方出版的大量资料、著作和典籍，仍然采用繁体字，因此，可以说，今天，我们根本无法回避繁体字阅读。

原因很简单，民国期间的人文和自然科学，是中国现代科学和人文的奠基期，同时，对于这些浩如烟海的专业资料、文献和专业著作，由于方向过于专业，受众过于小，所以，现代出版业不可能把这些浩如烟海的文章著作一一转化成简体字，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俞平伯点校的《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在1998年，出版的依然是繁体竖排字版。

就是普通人，你说一个人能够生活在全部都是简体字，个人视力所达到的范围，一个繁体字也不出现，也不可能，所以，并不存在“简体字真空”。

简体字成为中文对外传播的主体文字，目前还不现实

现在，简体字能不能成为中文对外传播的主体文字呢？如果作为一个方向，作为一个目标，我们可以在今后较长的历史时期去做，但是，就现实意义来说，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接受这样的现状：

1.2005年，美国的主流报纸才出现简体汉字

2005年5月，《纽约时报》上刊登著名记者纪思道的文章《从开封到纽约——辉煌如过眼烟云》，标题首次使用了简体字，这是美国主流媒体在重要位置，第一次采用了简体汉字。距今只有3年的时间。

2.简体字，在美国汉语教学中目前并不占主流位置

在中国进行改革开放以前，美国的汉语教学一直延续着繁体字的传统。三十年来，美国的汉语教学开始不断地增强简体字内容，但是，我们需要强调“开始”，直到2006年，美国2300多所高中开办中文“先修课程”，采用简体字，达到了50%左右，可以说，简体字和繁体字，在美国中文教育中，是平分秋色。简体字并不占居主流位置。

3.中国立法推动简体字，还不足10年

中国政府，运用国家法律的形式，立法推动简体字，距今还不过10年。2001年通过实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推广简体汉字，并提倡妥善处理繁体字使用问题。

繁简关系，并不是“国共关系”

文字本身是文化属性，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却是脱离了汉字的文化属性而去看待问题。比如，联合国的中文使用上，我并不认为使用简体字，就是某种意义的“胜利”，使用繁体字，就是某种意义的“挫败”。1949年，蒋帮占据联合国席位，联合国所有的中文文件，都是使用繁体字，这个事实并不代表着，使用繁体字就意味着承认所谓的“中国民国”，繁体字，在历史上只代表着中国文化，并不代表着蒋介石，这是再明白不过的道理了。繁体字和简体字的关系，不是党派关系，不是意气之争，我也希望台湾地区的部分学者明白这一点。

1971年，新中国重新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基于尊重成员国语文阅读的原则，正式文件改为简体字，表明国际对13亿中国人阅读习惯的尊重。这个进程到现在，仅仅有30多年的时间，时间还不算长，而且，就是在联合国采用简体字的时候，我国还没有从立法上，保证简体字的推广。所以，联合国在一定时期内，出现简体字和繁体字并行，也有我们自己的一点责任，直到2001年，我们的立法机构才通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用司法的形式，全体推进简体字普及。毕竟这部法律实施还不过10年，我们还是任重道远。

对待繁体字，学习新加坡模式

1964年，中国经过多年实践，总结归纳出《简化字总结表》，基本确定了使用简体字取代繁体字的方向。但，这个总结表，并不是一部法律，并不具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2001年）那样的法律效力。时隔5年，新加坡教育部于1969年颁行《简体字表》，正式推行简体字。我们看我国和新加坡几乎在60年代，一起推进简体字，但是，具体做法也存在差异。

新加坡政府在推进简体字的同时，积极鼓励年轻人学会辨认繁体字。我们再看韩国，在韩国，50岁以上的人只懂繁体，而30岁以下的很多人学习了中文以后，简、繁体字都懂。

这给我们怎样的启示呢？我们的很多年轻人，为什么只懂简体字，而不懂繁体字呢？我国在2001年通过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并没有提出废除繁体字，相反，还提倡妥善处理繁体字使用问题。“妥善处理”是表明一种国家态度，但是，并不是具体可行的措施方法，什么是“妥善处理”，又怎样“妥善处理”？这些问题不解决和正面，我们就永远走不出简体和繁体的困惑。

但是，新加坡的方式，却清晰化，政府鼓励年轻人辨认繁体字，韩国的中文教育，也能保证年轻人学到繁体字。他们的做法，是真正做到了“妥善处理”。

所以，我认为，繁体字要走出困境，并不是去“保护”，相反，是要“补课”，从我们的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不断增加“辨认繁体字”的课程，或者相应的内容，会使用简体字，会辨认繁体字，能够独立地通畅地阅读繁体字资料，这应该是今后，我国语文教学的一个改革方向和目标。

对待文化问题，我们还是要抱着文化的态度，对待繁体字和简体字，我们不要意气之争，而是要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加以分析。我反对繁体字申遗，我主张学习新加坡模式，鼓励年轻人在熟练掌握简体字的基础上，学会辨认繁体字，能够通畅地阅读繁体字著作。用开放和国际化的视野，来循序渐进地推动中文简体化，这些才是学界应该做的具体实事，而不是通过申遗的方式。

空间可能很小，世界可以很大

上星期大学校园里连续发生了两起学生自杀事件，其中一起还涉及了伤人后自杀，引起广泛的讨论。很多意见都偏向于谴责学生的个人行为和心理素质，我也不否定学生要负主要的责任，但是如果从社会和社会生态的角度去看待这两个事件，却有很有趣的发现。

记得小时候甘榜的木板屋子，房间也是板隔的，隔音功能很差，隔壁房间里不论发生什么事，一般都可以听得清清楚楚。那个时候的生活是没有隐私权的概念，即使没有什么直接的沟通和交流，对那些在同一屋檐下生活的人，相对于现代的生活，其实对他们都有相对程度的了解，对他们所面对的生活问题也略有所知。

即使是邻居，也是鸡犬之声相闻，却不是老死不相往来。就是因为对彼此的生活都太清楚了，有些时候甚至是纠缠不清的，分不清你我，完全不像是没有亲戚关系的。大人打孩子太凶时劝停的，夫妇吵架时劝架的，缺米缺盐时借米借盐的，手头拮据时借钱标会的等等。那个时候我们都没有什么隐私，但是大家的心窗，就像我们甘榜房子的门窗一样，除了睡觉的时间外，是永远打开着的。

后来搬到市区里的组屋，环境比甘榜复杂，我们的世界多了一道常常上锁的“铁门”，尽管如此，甘榜的习惯难改，门窗还是开着的。对邻居的状况还是很了解的，很信任的，家里没人的时候可以很放心的把家里的钥匙交给邻居代管，邻居出远门时也可以将他们的钥匙交给我们。

直到生活富裕了，大家都装上冷气了，从此彼此的大门和窗口都关上了，彼此都交往少了，疏远了。再后来又流行了无比宽大的虚拟空间，从此沉迷在虚拟空间里的人，连心窗也关上了，遨游在宽大的空间里，却不懂得和真实世界里活生生的人沟通交往了，就这样制造出很多封闭青年，宅男宅女。在生活上遇到问题时，都分不清是虚拟还是真实，把真实的当成虚拟的来处理。

虚拟的空间很大，但是他们的世界很小；我们以前那种没有隐私的生活空间可能很小，可是世界很大。

陪你看日出

经常出差，这次回家，难得赶上妹妹和老婆费了不少功夫安排的一次短程旅游，到海峡彼岸全家一起度过周末。

在只有半个小时船程之遥的半岛上，一起享用廉价的鲜美海鲜，一同游闹在鸵鸟园、鳄鱼园、百草园、果园里。像这样的全家大小，还有小叔一家大小陪着一同出游，好像还是头一招。

住的度假屋的门前几步之遥，就是海边沙滩，虽然沙质水质不算好，然而那浪儿上滩的声音，合着风舞椰叶的沙沙声响，却也一样让人舒服陶醉。在夜里就打开大门，躺在大厅里，就像在甘榜的日子一样，听着那大自然的音符入眠。

隔天，大伙儿都起得早，天还没亮。当正东方向的天空开始泛亮时，大伙儿已经在屋前的空地上严阵以待。在等待日出时，我就给那些从未看过日出，而又很不耐烦的小辈，讲述日出会是什么样的，好让他们有期待，也给他们描述了海上的日出和山上的日出的分别，以及我所见过的各地各种各样的不同日出。

我们的运气不错，云层不厚，一个很橘红的太阳，慢慢的从海平线上，露出了顶，然后徐徐的升高，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一个火红的太阳，已经被海平线托住了，再把它慢慢抛高。太阳的颜色也就很快的从橘红色，转成橙色，黄色，最后成了很刺眼的金黄色。

看完后，妈妈笑着对我说，“很美，我还是第一次看日出。”我愣了一下子，说，“山上的更好看，改次我们到山上去看。”

说一说“邨”

“邨”是“村”的古体字，但是我还是比较喜欢“邨”这个字。

“邨”，结合了“屯”和“邑”。“屯”有囤积，集合的意思；“邑”则有国，城，或县的意思。以前的国和城都是比较小的，所以集合了国或城组成邨（村），好象比较适合现代化规模的邨（村）。在字型上也比较优美一点，不管怎样也比“寸木成村”优美得多。

第一次接触这个字是在香港，而且香港很广泛的使用“邨”，甚至全面的取代了“村”的应用。香港有一家餐厅取名“翠亨邨”；香港的很多住宅区都命名某某“邨”；香港的公屋区（就像新加坡的组屋区）文化就叫做“屋邨文化”。

初次看到“邨”字时，不晓得怎么发音，就有边读边，发了“屯”音（广东话和“团”同音，每次都把计程车司机搞得一头雾水，结果是落得他的一场讥笑，我也就这样学到了“邨”就是村。

其实，真的很感激香港，在他们的生活里，保留了这优美的古体字---“邨”。

温馨服务

当全世界在走向制度化和程序化的潮流里，有时碰到一些比较人性化的服务时，心里总是会暖嗞嗞的。

就像搭飞机吧，服务的人性化与否，和航空公司是不是全球最好的航空公司没有关系。这人性化素质，只是一种将心比心的一种理性和礼仪延伸。

有一次飞回新加坡时，空服人员派发入境卡，有中国乘客向他索取中文说明的入境卡，他回应说新加坡只有英文的，没有其他语文的。但是还是很友善的要乘客试试看填写，回头他回来看看。后来他真的回头，看乘客完全不懂得填写，就把乘客的护照要了去，没一会儿就把填好的入境卡送回来，补充上护照上没有的资料，交回乘客手上。

很多其他中国乘客看到了，也都纷纷要他帮忙。我看着他的诚恳笑容，可以感觉得到他是很真心的在为乘客提供这种不包括在他的职责范围内的服务。

飞机上机长和搭客的沟通，通常只通过广播系统，故此常常显得冷漠无比。我也觉得这样的沟通方式也只能是这样，没有任何改善的空间，直到我搭上某家航空公司的班机。

一般班机在抵达目的地前，机长总会在广播中说，我们即将降落在某某机场，然后说一些当地的讯息，请各位回到座位上，扣上安全带。这样的广播听起来是不是很生硬冷漠？大家听听下面的广播，看看是不是比较温馨。

我们还有半个钟头就将降落在某某机场，如果你没有睡着的话，可以趁这段时间上上洗手间，或活动活动筋骨，不然一会儿扣上安全带的警示灯亮起时，你就不能去了。

又见沙漠

又到迪拜，而且今年一个月内两次到访。对这个建在沙漠里的现代化城市，尽管很多人认为是一个奇迹，我倒觉得它可能只是另一个楼兰。

这里不管是建设，服务，甚至管理，全都是非迪拜人担当。这些为迪拜效力的非迪拜人，也不能有一天成为迪拜人，不管他们在迪拜的年资有多久，地位有多高。这些人从不把迪拜当家，别说什么归属感，一旦迪拜不再能提供他们当初留在迪拜的条件，一个很肯定的后果就是一定会人去楼空。

尽管这个城市的建设令人瞩目，但是在茫茫的大沙漠里，它只能是一个地标，让人在千里外就能看到那高高的楼层，不会迷失方向。不然我实在想不出其他理由，为什么要在一个一天内有两季：热和更加热的荒漠；为什么要在一个上天下地，而中间只有你和地平线的荒地；为什么要在一个天苍苍地茫茫，却不见风吹草低，不见牛羊的坏地上，花天价，制造一个虚幻天堂。

然而，我也是为了这个假象，来到这里。也已经搞不清楚，也不去管什么是真实，什么是虚幻，只想把理想从虚幻变成真实。

从小就向往着辉煌的霞彩，

总盼望机遇让我一展胸怀。

历尽茫茫人生路，

才知道这苦辣酸甜竟是一起来。

爬险滩，过障碍，这坎坷命运谁安排？

不知累，不言难，

只为了这耿耿痴心，一片执着的情怀。

血拼

原来的计划是开两天的内部会议，所以只带了几件便装就到深圳去了。抵达下榻的酒店后两小时，接到客户的电话急招，要两天后飞到杜拜。

没有时间回新加坡整理行装，但是不可能只带几件便装，到杜拜去参加展览会，而且要在杜拜呆八九天。办了机票，把在深圳该办的事情办完后，飞机起飞前只剩下几个小时去购物了。

这次的购物经验是很特别的，有点暴发户式的，用破记录式的速度，在近两个小时内买了，两套西装、六件衬衫、四条领带、两条西裤、皮带、袜子、皮鞋等等。

一走进商店，就跟店员说，“把店里最大的54号西装，袖子偏长的拿给我试试。”结果就挑了一套深灰色的秋装，和一套浅色的夏装。

走进衬衫店，对店员说，“给我量一下肩膀和袖长，然后拿件样品为我试试。”试完后跟店员说，“按照这件的大小，帮我挑六件衬衫，然后在给它们配四条领带。”

没两下子，两手已经提着大包小包的购物袋，在街上走起来有点唬唬生风，引来很多路人的目光，尤其是时代女郎的目光。毕竟在现在经济低迷的香港，还能这样购物的人不多，忽然觉得很有满足感。虽然购物一向来对我来说是一见苦差，虽然旁人都不知道这样购物的背景故事。

这样一买，就买掉了差不多两张香港杜拜的来回机票。这次的紧急行程，代价太大了。

仅次于死亡，人类最害怕的

当那黑棕色的虫出现时，我总会被吓一跳，不是被那虫吓的，是被惧怕那虫的人那惨萋萋的惊叫吓的。

那虫，有统计说是仅次于死亡，人类最恐惧的东西，可我就是不明白那小东西有什么可怕。它们是我们的儿时玩伴，我们赚钱的工具，我们的学习教材，我们的缓压渠道，对它也感到害怕，是很非理性的。

小时候物资贫乏，很多东西也不商品化，所以身边能找得到的事物，都可以成为我们的玩具。比较简单的就是把它关在玻璃瓶里，当宠物那样的养着，定时给他供水供食，还有清理粪便。后来得到大人们的指点，发现可以用线把它拴着，带它去遛遛。那些比较大及羽翼丰满的，还可以当成自动风筝，或有线遥控的飞机或直升机来玩。我们虽然玩得很开心，但毕竟是把我们的快乐，建立在它们的痛苦上，那时年纪还小，不懂得这些，所以不明白有时候他们为什么要自残，弄断手脚，也要奔向自由。

年龄稍长一点时，已经成为抓虫高手了，只要瞄准目标，一出掌把它扣于掌下，然后迅速曲指收掌，它就成了掌中物，插翼也难飞。练就着一身功夫，见虫就抓，来一只就抓一个，来一对就抓一双。抓了后可以把它卖了，有些人买了它去钓鱼，有的人买了它喂鸟，在小小心灵里，十只虫儿卖一角钱可是赚大钱的生意。没卖出去的就让奶奶给鸡鸭的饲料加料，把鸡鸭养得肥肥胖胖的，卖个好价钱。

中学的时候，那虫让我成了班上的英雄，因为老师要我们各自带上虫儿，在生物试验课堂上，解剖观察。班里很多人都是怕虫一族，别说去抓，平时一见到就拔腿而逃，所以就凭着我那手功夫，顺便把他们本该带上的虫儿全包了。课堂上还帮好多胆小的女生操刀，把虫儿开膛破腹，结果对那虫儿的内部结构是了如指掌。

自己对虫儿也做了很多试验，可能这样有助舒缓压力。所以知道它能在不吃不喝的情况下，竟然也能活上三个星期；知道它在水里也能活上四个小时；知道它少了一根触须就会像喝醉了般的爬行；知道它两根触须都没有的话，就会到处碰碰撞撞。还有很多很不“虫道”的玩法，这里就不描述了。

总之，它一点也不可怕，虽然被人们称之为害虫，却是很好的玩伴。它是永远的小强。

一个高难度任务

Mission accomplished! 任务完成了，卸下了心头大石。

筹划这次的任务时，内部的意见不很一致，最后还是落到了从一开始就对这任务不抱乐观态度的我身上。

不抱乐观想法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研讨会是在新德里举行，当然受众大多是印度人。可能是在新加坡和印度人接触过的几次经历中，吃了点亏，因此有点抗拒与他们做任何学术上或生意上的交流，总是觉得他们的口才很好，能说善辩的，但是脑子对任何事情的理解和分析，有一点怪异，和我们很不一样。

然而，反对归反对，抗拒归抗拒，事情已经定了下来，而且落到自己肩上了，总要尽力把它做好，尤其是这次的研讨会。会上的讲者，不是业界里的领头羊，就是对某些课题有很深入研究的专家或教授，要在这些老前辈面前，介绍一种可能与他们所熟悉和惯用的方法有冲突的新技术，不只像是在班门弄斧，我的感觉更像是在老虎嘴里拔牙，或在茅房里提灯笼。

心里老在琢磨着我的演讲要用什么方式，用怎样的角度和切入点，才能死得没有那么惨烈。所以刚刚过去的春节，过得很不踏实。

到了会场，发现我是最后一个讲者，心里更是憋得慌，但也只有硬着头皮撑着，广东话叫“顶硬上”。勉强还能够算是沉着面对，很关注，很细心的听在我之前的讲者发表的演讲，然后一面按照他们的课题和内容，适度的修改我的讲稿，以求我的课题能够融入大会的主题，然后再含蓄的浮出。

在我讲完后，就是一轮的提问轰炸，褒贬都有，这样的结果已经是好得出乎我的意料了。可能是之前的多余担忧，也可能是讲稿调整收效了，但也由此可见会上的前辈们，对新思维的接受程度上，还是蛮开明开通的。

在归途的飞机上，全程睡足了五个半小时，像睡死了似的，真香。

能喝得安心，是福气

在新德里期间，担心的其实不是生命安全的问题，而是饮用水安全。

登记入住时，柜台人员就很慎重的提醒我，水龙头的水是不能喝的，即使要冲煮咖啡或茶之类的，最好使用房里准备的瓶装饮用水，煮沸了冲泡。然后又再三嘱咐我，如果外出的话，只能喝瓶装水，并且要小心确定饮用前，瓶盖是密封的。如果没能弄到安全的饮用水，务必以可乐或果汁替代。

虽然以前听许多人说过，但还是觉得有点夸张。后来研讨会开始时，主办发言人还慎重再三的提醒我们，许多到印度的游客都容易闹肚子，轻一点的得“德里肚子”，重一些的住院治疗，绝大部分是因饮用被污染的水引起的。

上网去查了一下，才发现印度绝大部分的水源都或多或少被工业污染了。微生物的污染还比较好处理，把水煮沸了，基本上问题就不大了。问题是水源里还有很多的无机化合物和金属污染，非得靠某种程序，才能把水净化。估计印度每年约有180万儿童死于腹泻，和占全球四成五的超轻出生儿，和印度的水源污染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这几天在新德里，是吃得心儿惊，喝得胆儿跳。

孟买事件后的新德里

经历了去年十一月的孟买事件，今天的印度还处在很紧绷的状态，首都新德里也是如此。

本应去年十一月底举行的研讨会，延后至上个星期，又在新德里举行。

抵步新德里机场时，就立刻可以感觉到那里的气氛依然紧张。在那本来就不大，只有十个停机坪的客运大厦里，就有好几对武装军人，在抵境大厅用警惕性很高的眼神，左右扫视，来回走动。

酒店派了专车来接送，车子从机场开出后的那段只有大约一公里的路，竟然用了十几分钟。不是因为车子多而行驶得慢，而是那两条车道的路上，每隔数十米就设了那种高大，用带尖刺的粗铁丝困卷成的军用路障，左右交错摆设。车子只能用很慢的车速，蛇形的行驶着。一路上还三步一哨，五步一岗的。

车子抵达酒店大门口时，被两个警察装扮的人挡住了，不能直接开到大堂门口。他们俩，一个推着一个带小轮子的大圆形镜子，把车子的底部检查了个遍；另一个持着手电筒，检查车后箱和车内座的，好不仔细。没有问题后才能开进大门口，到大堂门口下车。

一进大堂门口，还以为又回到机场了，因为发现在自己面前的，是机场用的X光机和金属探测框道，不同的是它们是比较小型的。而且那金属探测的灵敏度，调得很高，结果是每个被检查的人，没有一个人能顺利通过，一定要搜身。

每次外出回来时，都要经过被搜身这道程序，所以在新德里的那四天里，能不出门就不出门了，反正几天的研讨会都在酒店里举行。

这样的安全措施虽然让我们住的安心，但是好像有点过了。

他们回家过年，不容易

几天前，从杜拜飞回来的班机上，载满了几乎全是赶着回家过年的游子。

由于经常搭飞机，不喜欢太早登机等候，所以每次都等到最后一刻才步进机舱。当我沿着廊道寻找我的座位时，觉得机舱内的气氛有点怪异，定了定神环视一下，才发现机舱内那些已经入座乘客的视线，都好像集中在我一个人身上，让我觉得很不自在。我有点内疚的问了问身边的空服人员，我是不是耽误了飞机准点起飞？他说没有，时间还早着呐，我这才安心。

当我再一次扫视他们的眼神时，可以很明显的从他们期盼的神情中，感受得到归乡的心切。可能因为我是少数几个最后登机的乘客之一，不急不躁的，所以他们的眼神里也有那么一点愤怒。

证实了我没有误点后，回敬他们一个理直气壮的眼神时，才发现一幅很有趣的画面。因为在我的视线范围里看到的乘客，都好像是有着中国人脸孔的马来人和印度人。从他们棕铜色皮肤夹带着较浅色的鱼尾纹可以看得出，他们都是在杜拜的烈日下干粗活的中国劳工。看着他们那用皱纹写满了生活经历的脸孔，离乡背井的，减轻了中国国内的就业情况，又为中国赚取外汇的功劳，我对他们起敬。

自己也是游子一名，对他们的心情应该是很理解才对。

飞机飞行了两个小时后，广播中传来需要一名懂得中英两种语言的乘客，帮忙空服人员翻译。我也不以为意，就没有去回应。第二次广播时，空服人员的语气显得很急迫，我就上前去问个究竟，才知道有位乘客晕眩和呼吸困难，空服人员在施与医疗救援前，需要乘客的一些基本病历资料，和一些程序上指定的资料，却因为语言不通而无法施救。

我就接下这个传译的任务，从他那很浓的云贵川一带的口音里，套取他的病历资料，帮助空服人员施救。折腾了近三个小时后，他的状况才见稍有好转。他也是在杜拜工作的劳工，对一个已经是六十岁的人，到杜拜工作或回家，都不容易啊。

飞机抵达后，他躺在担架上被抬出机舱前，还拉着我的手千谢万谢的。我轻轻拍了拍他的手背说：“养好身体，春节快乐。”目送他离去。

拜年的气氛

拜年，是过春节的传统，长辈领着小辈，全家出动到亲朋戚友家聚首，互道吉祥词祝贺语，主人家也用甜点小吃款待，更发吉利的红包给小辈避邪压岁。这样的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民间的和谐景象，真的让人有春临大地，福到人间的感觉。

难怪咱们的马来同胞，也采纳了我们拜年的美好传统，在开斋节期间，互访亲友，还给小朋友们发“青包”。

可是发现，拜年的气氛，在我们这个科技发达、高度城市化、消费经济主导的社会里，是一年不如一年。

记得以前过年期间，家里总准备了好几天的食物，而且食物总是在炉上热着，上门拜年的人，总免不了多多少少吃点，才到下一家去拜年。所以纵使以前的食肆餐厅，都是除夕前就收工，而且要到初三，有的甚至要到年后的第一个吉日才开工，那些拜年的人儿，肚子都永远俄不着。

现在，很多食肆餐厅，营运艰难，为了养活那些房地产商，过年期间都不休息。这下子，找吃的方便了，很多人家里就少煮或干脆不煮了，没有了自家饭菜的招待或多或少削落了拜年的气氛。

除此之外，电话的普及和手机功能的先进，也使很多人用打电话或发短信的方式代替亲自上门拜年。这些方便虽然对在遥远地方的亲友是一种联系，对拜年的习俗，却是一种渐渐的无形杀手。

人是动物，不是机器，是需要互动的，需要看到、听到、嗅到、触摸到来感觉对方，这些都是任何现代科技产品所不能替代的，至少到目前为止是如此。

被男人亲吻了我的面颊

这世界上有那么多民族，就有他们各异的风俗习惯和礼节，但是很多都只是听过读过，不曾亲身体会过。

这次在杜拜展会上，到会参观的人大都来自中东周边地区，东边的有伊朗印度巴基斯坦，西边的有以色列埃及和北非的，还有好些是东欧地区的。

虽然大家都广泛的接受西方的握手问候方式，但是细节上还是有点差距的。有些地方的人握手是四指微弯，然后用拇指轻轻挟住对方的手背，蜻蜓点水般的，握了即放。中东地区的人握手是大啦啦的，像在传授内功，掌心对掌心，四指和拇指都扣得紧紧地，怕对方跑掉。

有几个印度客人就有点奇特，我们谈得相当投机，他们也对我们的新产品很满意，有意图继续探讨后续的合作，握手道别后，他的手就是不肯松开，我就一直被他牵着，在展览馆里边走边聊，一直走到把他送回他的展位上，他才依依不舍的重新来个大啦啦的握手道别。

还有一个土耳其的客人，开始时是只用握手的方式见面，可能是很满意我们的介绍，道别时也是互相握手，可是接着他把我们互相握住的手往他的肚皮上靠，然后用左手搭在我的右肩背，稍微用力拉进我们身体的距离，直到我们是身体靠着身体，接着他把右面颊贴着我的右面颊，再用嘴角亲了亲我的面颊。对这个礼节，我有点认识，但是现在忽然在我身上发生时，有点慌乱失措。他显然也从我那不是很明显的肢体反应感觉得到不安，但是还是很有耐性的稍微让身体距离分开了一下，然后再来一次。这次我懂得怎么去处理了，我也在他的右面颊回应了一个亲吻，然后换了个边，在他的左面颊上也来个亲吻。

还好有这个土耳其人的引导，接下来接待了好几个中东客人，也是用这样的方式表示友好和信任。几次下来后，已经能自然应对了，不管对方留的是刺啦啦的短胡子，还是毛茸茸的大胡子。

不知道下次会不会遇到要互相摩擦鼻子，或要互相触摸胸部的问候礼节。

杜拜，迪拜

杜拜（或迪拜）是中东地区名字最响亮的城市，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里七个分子邦的第二大邦。杜拜也产石油，只是蕴藏量不比最大邦阿布达比丰富，故当地政府未雨绸缪、深谋远虑，积极发展经济。近年，杜拜邦的非石油类产值，已经超越石油类产值。

在杜拜参展的一个多星期里，发现整座城市好像是一个大工地，到处都有建筑工程在进行当中，特别是沿着新建的主干快速公路的两则。而且都号称若不是最大的，就是最高的，或是最独特的最豪华的，不然就是造价最贵的，听起来似曾相识，像是不久前的我们一样，什么都想争第一。

这一夜，我们都年轻了

聚会的同学都陆陆续续的到了，完全不需要餐厅的侍应生带位，自然的默契及一种莫名奇妙的超然感觉，就会把刚到场的人带向那一群似曾相识，却又在他们的生命中消失了三十几年的朋友队伍里。这样的感觉太奇妙了。

每个人一到场的第一个游戏，就是猜“你是谁？”或让他人猜“我是谁？”了。这个虽然没有奖品的游戏，大家还是玩得很投入的。

有的相看两不识，明明知道是同学，可是怎么也想不起是那一号人物，眉头锁，笑容苦，就只差没有额上冒冷汗崩溃。

有的作弊，到场之前，先把毕业特刊上的人头像都认了一遍，到场后就一一对号入座，更明显的是把毕业特刊打印了带到现场，像在抓悬赏The Most Wanted那样一一对照。那场景，任由那位大导也拍不出当时的幽默趣味。

饭足酒饱后，还在不停的旧事新聊，新事闲聊，竟然还有人记得当时自创的“班歌”，从头到尾的哼了个遍。

当晚最让人赞叹的，是班长显出他“收藏了三十年的秘密”，结果拿出了一份油印在黄到不能再黄的草纸上的点名册，大家伙哗然，这个班长还真是当得很让人佩服。他还掏出了他收藏的全班同学的人头照，那些都是当时每个同学都要交出一张，为了出版毕业特刊的，毕业特刊出版后，照片退了回来，他竟然还收藏到今天。在新加坡这个住房空间不算大，人们频频搬家upgrade和downgrade的地方，他竟然把这些东西收藏了三十多年，太不可思议了。

聚会的餐厅不算大，其他桌子都坐满的用餐的饕客，可是对我们大伙而言，完全感觉不到其他人的存在，我们像是不顾及其他人的青少年，只顾自己笑闹喧哗，一直到接近深夜才散去。

这一夜，我们都忽然间年轻了。

老同学，来聚会吧

今天晚上中学同学聚会，去年是自毕业后三十多年来第一次聚首，当时因筹备匆忙，出席的人不多，所以今年再办一次。聚会的气氛和场景，一定和limkianseng网友在他《老同学，老地方》里描述的极其相似。

然而，在组织聚会的过程中，协助联络及尝试说服某些同学出席聚会时，一些同学的反应，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我们一厢情愿的认为，这是一个多么好，多么难得的聚会，有好些还是三十多年来没有碰过面的同学，可以聚在一起，重拾旧时梦，互道别时情。

这一些同学，不只不想去，甚至是很抗拒的用了很多借口推辞。尽力去说服也徒劳，有些被逼急了，还撂下了让我很难过的话：“老同学有什么好见的，我从来就不去这种无聊的聚会。”

我纳闷，又没有什么大怨大仇，毕竟有缘同窗四年，后来都各自为生活奔波了那么多年，难道就不想见一见面，看看岁月对那些同学比较偏心，看看大家过得好不好？

总结了他们的种种推辞，不难得出一个结论：“怕输！”更精确的说，是自卑，怕和同学互相比较，怕自己日子过得不如人，怕丢脸。

虽然在这个全球经济困难的年头，有些同学的工作和生活是受到了波及，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因此没有了自信心去面对老同学，回避老朋友，就很难理解了。况且，中学时期可能是人的一生里，自懂事以来，最没有利害关系的纯真年代。在那个年代建立起来的友情，是不带任何其他色彩的真情谊，这么些年后还能联系上的，更加应该珍惜。

同时也很感慨，这个凡事以金钱和名利去衡量成败的功利社会，已经把这一些同学磨练成这样自我保护意识很强，报喜不报忧的社会人。

不管怎么样，希望这一些同学能在今晚的聚会上出现。

语言生命力

饭后唠嗑，也不晓得说了啥，招来同事这么说：“嗨，行呀你，连这词儿你也会。”还在纳闷之际，听旁边俩同事交头接耳的说，那是老北京人说的词儿，现在的北京人都不用啦。这才明白，原来是在笑话我老土。

坐在身边的搭着我的肩膀插话了：“他呀，早就是大半个中国人，小半个新加坡人。哥儿们，爽快点，就别回去，留在这儿算了。”

知道他们是在开玩笑，苦笑着，无言以对。我还能说什么呢？自己老婆也常说我是半个中国人，半个香港台湾人，一点儿新加坡的乡音也没有。其实不太爱听这样的话，因为一直很努力的在做一个新加坡人，一直都在展现新加坡精神，尤其是在语言方面。

普遍上，我们的Singlish就是在沟通华巫印，却又不需要通晓华英巫印各大语系，参杂、配搭、融合，华、英、巫、印、以及各种方言，所生成的一种生活语言。在语言章法上，它可能是个怪胎，却能在欠完善的早期新加坡社会里，起着有效沟通各大民族基本作用。

只是到了我这，为了便捷和更有效的沟通，它不仅仅局限于原来的组成语言，还融入了中国的南腔北调。尽可能作的就只有看清楚情况和沟通对象，尽量精确酌量使用，才不至于落得讲出来的是个四不像。

不过，有时也很难拿捏，就好像现今，广东的“埋单”和“写字楼”已经取代北方的“结帐”和“办公楼”，成为北京的日用语了。所以，语言这东西，是那么有活力，那么博大精深，是让人穷一生也学不完的文化资产。

这不，同事都管我叫“大大”，最近我才知道大大原来不是五大三粗的代名词。

季。节。记忆

在四季分明的西方国家生活时，发现一种很独特的现象，那就是大家都喜欢用季节作为记忆的坐标。

聊天时，每每都可以听到，“去年夏天”我怎么怎么的；“前年秋天”那样那样的。这话一听，马上可以想到当时的季节背景，然后就很容易会想到当时的情景。虽然我呆过的地方，冬天长达五个月，只用“冬天”来定时间坐标，有点含糊，也还是入乡随俗的“去年冬天”或“大前年春天”的叙述事儿。

对这种现象，觉得蛮有趣，蛮有画意的，还很欣然大自然在日常生活里留下了这样的色彩。回到新加坡后要这样叙述事情可就很费劲了，这种季趣，在四季不分明的地方，尤其是没有季节变化的热带小岛，是不可能感受到的。

可是又不想把日子过得那么干巴巴的只剩下某年某月某日，像个被阉了的史学家。

既然不能让大自然在日常生活里留下印迹，难道就没有更好的记忆坐标了吗？我们的老祖宗给我们留下来的文化，还少吗？大大小小的节日，二十四气节等等的，远远比春夏秋冬精彩得多了。

其实这种现在看来很玄乎的记事方式，长久以来都在使用，尤其是画家书法家落款的时候，用得特别优美得体。如果我们以后也能用“去年端午后”，“前年立夏”等作为我们的记忆坐标，会不会优雅社会在望了呢？哈哈。

有感于戊子年小寒。

小心门户

老婆的厂房一带，近日来接二连三的发生破门盗窃事件，搞到人心惶惶，都在寻找厂房的防盗疏漏处，并加强防盗措施。

虽说是防盗，其实我们都心理有数，顶多只是增加难度，拖延盗贼的犯罪时间，或让他们不至于那么轻而易举的得逞。因为除非是大机构大公司，才有必要和有财力安装较完善的防盗网络系统外，一般的小工厂所能安装的，只能防君子，不能防小人。

这次的几个失窃事件，很明显都是小毛贼所为，损失的现金都只是区区的几十块钱，而那些修理门窗和车窗的费用，却远远是现金损失的十倍有多。

我们很纳闷为什么那么一点钱也值得那些毛贼那么大费周章去盗取，分析结果是，就是因为小公司才有现金可偷。道理很简单，就是说有钱人的身上有的都是信用卡转账卡会员卡，就是没有现金让你抢，只有没有钱人的身上才有现金。

故在此敬告大家，佳节期间，小心门户，加强防盗，尤其是身上和家里有现金的人士，尤其是现在经济状况不怎么好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