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六月天（六）

在厦门那几天里，联系上一名厦大的教授，安排到图书馆去，以给我那篇中国人口政策的论文补充资料。

可是见面那天，我们边走边聊的，他听了我过去多日的经历后，就把我拉到学生宿舍，把他的学生都招过来，让我给他的学生说说“不同的看法”（这是他的用词）。推辞不果，吃了学生们从饭堂打回来的饭菜后，又展开了一场像在火车上和学生的辩论。

具体谈过什么，我就不一一叙说，基本上教授是不发言的中立者，我成了反方唯一的辩者，以一敌百。辩到后来，我得承认有些对学生们说的话，有点重了。

“民主？你们懂得什么是民主吗？。。。新加坡搞了二十四年（当时）的民主，美国认为新加坡不民主。美国搞了两百多年的民主，英国也不认同美国那种民主。那么你们能告诉我什么是民主吗？”；

“。。。民主是需要多种立场，能够包容多种声音，但我听你们这么多学生所说的都好像只有一种立场，那么你们之中，就没有人能够提出一些比较不同的看法？。。。（一阵沉默后）没有吗？那你叫人们怎么去民主？”；

“。。。就凭你们刚才对我所说得观点和立场，和你们既定的想法不一样的，一听到就反驳，就激动，你们认为你们能够包容多种声音吗？”

“。。。民主需要人民要有足够的水平以做独立的思考和判断，中国有八成五是农民（当时），五成五是文盲。你们学生都不能独立思考了，更何况是那八成五和那五成五。你们认为中国的全民素质，已经到了可以搞民主的时候了吗? 。。。”

过后从少许学生们的呆滞目光深处，看到一种深思的沉默，也从教授给我那很不明显的点头微笑中，知道我激起了涟漪。

当时感觉我和那些学生，就像和火车上的那些学生一样，贴得很近。立场不同，但有一点不可否认的相似之处，就是那个时候都有一股傻劲、都那么理直气壮。。。毕竟年轻。

结果，我的中国人口资料没有时间去找了。

那年的六月天，在我的生命里，有着跟别人很不一样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