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裴钰
最近，在中文华语圈里，有的朋友为繁体字申请世界文化遗产，如果，我们从单纯的文化角度来讲，虽然也有保护中华文化的良苦用心，作为人文学者，我深感理解。同时，我也想说，繁体字一直以来，没有死；未来，也不可能死；从文字的地位上来讲，繁体字并不能简单的理解为“弱势文字”；繁体字面临的困境，并不是真正的人文困境，而恰恰是人文缺失所致，正因为我们的人文态度缺失，我们的人文意识薄弱，才导致了繁体字的窘境，真正需要加以增强的，并不是"保护"，而是“补课”，需要我们增强纯粹的人文意识和思考。
在今天，西医的地位牢牢占据了社会和文化的主流，可是，很少有人想到，仅仅100多年前，西医遭受的却是莫大的非议和非主流地位，我清楚地记得，当年，梁启超进入北京的协和医院，出了手术事故，社会舆论立刻对西医严厉抨击，还是这个遭受医疗事故的梁启超，亲自为西医辩护，梁启超用生命的代价，为西医辩护和正名，原因在哪里？不是因为西医不好，不科学，不人道，而是，当我们的文化的科学精神没有足够充裕的时候，我们还无法理解西医，无法认同西医，无法完整地认知西医，无法全面地评价西医，所以，当年，西医的困境，并不是西医本身导致的，而是，原因在于我们的文化环境的思想缺失。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和西医曾经的困境类似，今天的繁体字在国内的困境，我们也应该实事求是地从人文的角度来思考和追寻。
繁体字的地位，并非“弱势”
从历史的角度来讲，中国文化，直到清末和民国时期，繁体字的应用是普遍的。这一点，没有多少人有异议，那么，从现实的角度来讲，繁体字是不是一个弱势地位呢？其实，在香港地区、台湾地区和海外中文地区，繁体字是跨不过去的一道坎儿。同时，我们还有一个错误的认识，认为有关部门武断地不承认繁体字，片面地不承认繁体字的地位。
我们看2007年10月，由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域办事处（WHO西太区）发布的《国际标准传统医学术语》(InternationalStandardTerminology)，这个标准包括中医、韩医、日本汉方医学等的传统医学国际标准；最终收录了包括总类、基础理论、诊断学、临床各科等八大类3543个词条。其中包括400条症状及体征术语，400条证候术语，500条病名术语及100～200条治疗术语。术语语种为英文及中文。
这是中医在国际上主流的标准术语，是国际上统一的标准，术语语种为中文，而标准的中文部分，使用的是繁体字，原因是什么呢？由于每个国家使用的简体字各有差别，所以该标准的中文部分使用繁体字。
这个标准目前为我国政府承认，并同意该国际组织在世界范围里使用繁体字版的中医药统一标准。作为，我国的官方认可的语言文字，作为世界性的通用标准语言，体现了我国足够宽广的文化胸怀和视野，我们没有狭隘地把繁体字置于非官方的地位，相反，我们尊重国际文化的事实，灵活地对待文化问题。从这一点来说，作为中医药领域的国际通用标准，繁体字在国际上的地位，并不是很多人想象得那样“弱势”，更谈不上什么濒危。
繁体字阅读，根本无法回避
众所周知，晚清和民国时期的文化和科学著作、书籍、杂志和资料，都是用繁体字撰写的，只要落实在文字上，就是繁体字书写的，即使像民间通俗文化的戏曲、电影、娱乐杂志等等，也离不开繁体字。这说明什么呢？阅读繁体字，不仅是人文学科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和研究者回避不了的基本功，就是理工科，凡是涉及到1950年代前的专业资料、专著、文献等等，都必须阅读繁体字。大学商科，对于1950年代前的资料、文献和著作等等，也离不开繁体字阅读。就是新中国，直到1970年代，官方出版的大量资料、著作和典籍，仍然采用繁体字，因此，可以说，今天，我们根本无法回避繁体字阅读。
原因很简单，民国期间的人文和自然科学，是中国现代科学和人文的奠基期，同时，对于这些浩如烟海的专业资料、文献和专业著作，由于方向过于专业，受众过于小，所以，现代出版业不可能把这些浩如烟海的文章著作一一转化成简体字，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俞平伯点校的《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在1998年，出版的依然是繁体竖排字版。
就是普通人，你说一个人能够生活在全部都是简体字，个人视力所达到的范围，一个繁体字也不出现，也不可能，所以，并不存在“简体字真空”。
简体字成为中文对外传播的主体文字，目前还不现实
现在，简体字能不能成为中文对外传播的主体文字呢？如果作为一个方向，作为一个目标，我们可以在今后较长的历史时期去做，但是，就现实意义来说，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接受这样的现状：
1.2005年，美国的主流报纸才出现简体汉字
2005年5月，《纽约时报》上刊登著名记者纪思道的文章《从开封到纽约——辉煌如过眼烟云》，标题首次使用了简体字，这是美国主流媒体在重要位置，第一次采用了简体汉字。距今只有3年的时间。
2.简体字，在美国汉语教学中目前并不占主流位置
在中国进行改革开放以前，美国的汉语教学一直延续着繁体字的传统。三十年来，美国的汉语教学开始不断地增强简体字内容，但是，我们需要强调“开始”，直到2006年，美国2300多所高中开办中文“先修课程”，采用简体字，达到了50%左右，可以说，简体字和繁体字，在美国中文教育中，是平分秋色。简体字并不占居主流位置。
3.中国立法推动简体字，还不足10年
中国政府，运用国家法律的形式，立法推动简体字，距今还不过10年。2001年通过实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推广简体汉字，并提倡妥善处理繁体字使用问题。
繁简关系，并不是“国共关系”
文字本身是文化属性，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却是脱离了汉字的文化属性而去看待问题。比如，联合国的中文使用上，我并不认为使用简体字，就是某种意义的“胜利”，使用繁体字，就是某种意义的“挫败”。1949年，蒋帮占据联合国席位，联合国所有的中文文件，都是使用繁体字，这个事实并不代表着，使用繁体字就意味着承认所谓的“中国民国”，繁体字，在历史上只代表着中国文化，并不代表着蒋介石，这是再明白不过的道理了。繁体字和简体字的关系，不是党派关系，不是意气之争，我也希望台湾地区的部分学者明白这一点。
1971年，新中国重新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基于尊重成员国语文阅读的原则，正式文件改为简体字，表明国际对13亿中国人阅读习惯的尊重。这个进程到现在，仅仅有30多年的时间，时间还不算长，而且，就是在联合国采用简体字的时候，我国还没有从立法上，保证简体字的推广。所以，联合国在一定时期内，出现简体字和繁体字并行，也有我们自己的一点责任，直到2001年，我们的立法机构才通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用司法的形式，全体推进简体字普及。毕竟这部法律实施还不过10年，我们还是任重道远。
对待繁体字，学习新加坡模式
1964年，中国经过多年实践，总结归纳出《简化字总结表》，基本确定了使用简体字取代繁体字的方向。但，这个总结表，并不是一部法律，并不具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2001年）那样的法律效力。时隔5年，新加坡教育部于1969年颁行《简体字表》，正式推行简体字。我们看我国和新加坡几乎在60年代，一起推进简体字，但是，具体做法也存在差异。
新加坡政府在推进简体字的同时，积极鼓励年轻人学会辨认繁体字。我们再看韩国，在韩国，50岁以上的人只懂繁体，而30岁以下的很多人学习了中文以后，简、繁体字都懂。
这给我们怎样的启示呢？我们的很多年轻人，为什么只懂简体字，而不懂繁体字呢？我国在2001年通过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并没有提出废除繁体字，相反，还提倡妥善处理繁体字使用问题。“妥善处理”是表明一种国家态度，但是，并不是具体可行的措施方法，什么是“妥善处理”，又怎样“妥善处理”？这些问题不解决和正面，我们就永远走不出简体和繁体的困惑。
但是，新加坡的方式，却清晰化，政府鼓励年轻人辨认繁体字，韩国的中文教育，也能保证年轻人学到繁体字。他们的做法，是真正做到了“妥善处理”。
所以，我认为，繁体字要走出困境，并不是去“保护”，相反，是要“补课”，从我们的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不断增加“辨认繁体字”的课程，或者相应的内容，会使用简体字，会辨认繁体字，能够独立地通畅地阅读繁体字资料，这应该是今后，我国语文教学的一个改革方向和目标。
对待文化问题，我们还是要抱着文化的态度，对待繁体字和简体字，我们不要意气之争，而是要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加以分析。我反对繁体字申遗，我主张学习新加坡模式，鼓励年轻人在熟练掌握简体字的基础上，学会辨认繁体字，能够通畅地阅读繁体字著作。用开放和国际化的视野，来循序渐进地推动中文简体化，这些才是学界应该做的具体实事，而不是通过申遗的方式。
最近，在中文华语圈里，有的朋友为繁体字申请世界文化遗产，如果，我们从单纯的文化角度来讲，虽然也有保护中华文化的良苦用心，作为人文学者，我深感理解。同时，我也想说，繁体字一直以来，没有死；未来，也不可能死；从文字的地位上来讲，繁体字并不能简单的理解为“弱势文字”；繁体字面临的困境，并不是真正的人文困境，而恰恰是人文缺失所致，正因为我们的人文态度缺失，我们的人文意识薄弱，才导致了繁体字的窘境，真正需要加以增强的，并不是"保护"，而是“补课”，需要我们增强纯粹的人文意识和思考。
在今天，西医的地位牢牢占据了社会和文化的主流，可是，很少有人想到，仅仅100多年前，西医遭受的却是莫大的非议和非主流地位，我清楚地记得，当年，梁启超进入北京的协和医院，出了手术事故，社会舆论立刻对西医严厉抨击，还是这个遭受医疗事故的梁启超，亲自为西医辩护，梁启超用生命的代价，为西医辩护和正名，原因在哪里？不是因为西医不好，不科学，不人道，而是，当我们的文化的科学精神没有足够充裕的时候，我们还无法理解西医，无法认同西医，无法完整地认知西医，无法全面地评价西医，所以，当年，西医的困境，并不是西医本身导致的，而是，原因在于我们的文化环境的思想缺失。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和西医曾经的困境类似，今天的繁体字在国内的困境，我们也应该实事求是地从人文的角度来思考和追寻。
繁体字的地位，并非“弱势”
从历史的角度来讲，中国文化，直到清末和民国时期，繁体字的应用是普遍的。这一点，没有多少人有异议，那么，从现实的角度来讲，繁体字是不是一个弱势地位呢？其实，在香港地区、台湾地区和海外中文地区，繁体字是跨不过去的一道坎儿。同时，我们还有一个错误的认识，认为有关部门武断地不承认繁体字，片面地不承认繁体字的地位。
我们看2007年10月，由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域办事处（WHO西太区）发布的《国际标准传统医学术语》(InternationalStandardTerminology)，这个标准包括中医、韩医、日本汉方医学等的传统医学国际标准；最终收录了包括总类、基础理论、诊断学、临床各科等八大类3543个词条。其中包括400条症状及体征术语，400条证候术语，500条病名术语及100～200条治疗术语。术语语种为英文及中文。
这是中医在国际上主流的标准术语，是国际上统一的标准，术语语种为中文，而标准的中文部分，使用的是繁体字，原因是什么呢？由于每个国家使用的简体字各有差别，所以该标准的中文部分使用繁体字。
这个标准目前为我国政府承认，并同意该国际组织在世界范围里使用繁体字版的中医药统一标准。作为，我国的官方认可的语言文字，作为世界性的通用标准语言，体现了我国足够宽广的文化胸怀和视野，我们没有狭隘地把繁体字置于非官方的地位，相反，我们尊重国际文化的事实，灵活地对待文化问题。从这一点来说，作为中医药领域的国际通用标准，繁体字在国际上的地位，并不是很多人想象得那样“弱势”，更谈不上什么濒危。
繁体字阅读，根本无法回避
众所周知，晚清和民国时期的文化和科学著作、书籍、杂志和资料，都是用繁体字撰写的，只要落实在文字上，就是繁体字书写的，即使像民间通俗文化的戏曲、电影、娱乐杂志等等，也离不开繁体字。这说明什么呢？阅读繁体字，不仅是人文学科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和研究者回避不了的基本功，就是理工科，凡是涉及到1950年代前的专业资料、专著、文献等等，都必须阅读繁体字。大学商科，对于1950年代前的资料、文献和著作等等，也离不开繁体字阅读。就是新中国，直到1970年代，官方出版的大量资料、著作和典籍，仍然采用繁体字，因此，可以说，今天，我们根本无法回避繁体字阅读。
原因很简单，民国期间的人文和自然科学，是中国现代科学和人文的奠基期，同时，对于这些浩如烟海的专业资料、文献和专业著作，由于方向过于专业，受众过于小，所以，现代出版业不可能把这些浩如烟海的文章著作一一转化成简体字，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俞平伯点校的《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在1998年，出版的依然是繁体竖排字版。
就是普通人，你说一个人能够生活在全部都是简体字，个人视力所达到的范围，一个繁体字也不出现，也不可能，所以，并不存在“简体字真空”。
简体字成为中文对外传播的主体文字，目前还不现实
现在，简体字能不能成为中文对外传播的主体文字呢？如果作为一个方向，作为一个目标，我们可以在今后较长的历史时期去做，但是，就现实意义来说，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接受这样的现状：
1.2005年，美国的主流报纸才出现简体汉字
2005年5月，《纽约时报》上刊登著名记者纪思道的文章《从开封到纽约——辉煌如过眼烟云》，标题首次使用了简体字，这是美国主流媒体在重要位置，第一次采用了简体汉字。距今只有3年的时间。
2.简体字，在美国汉语教学中目前并不占主流位置
在中国进行改革开放以前，美国的汉语教学一直延续着繁体字的传统。三十年来，美国的汉语教学开始不断地增强简体字内容，但是，我们需要强调“开始”，直到2006年，美国2300多所高中开办中文“先修课程”，采用简体字，达到了50%左右，可以说，简体字和繁体字，在美国中文教育中，是平分秋色。简体字并不占居主流位置。
3.中国立法推动简体字，还不足10年
中国政府，运用国家法律的形式，立法推动简体字，距今还不过10年。2001年通过实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推广简体汉字，并提倡妥善处理繁体字使用问题。
繁简关系，并不是“国共关系”
文字本身是文化属性，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却是脱离了汉字的文化属性而去看待问题。比如，联合国的中文使用上，我并不认为使用简体字，就是某种意义的“胜利”，使用繁体字，就是某种意义的“挫败”。1949年，蒋帮占据联合国席位，联合国所有的中文文件，都是使用繁体字，这个事实并不代表着，使用繁体字就意味着承认所谓的“中国民国”，繁体字，在历史上只代表着中国文化，并不代表着蒋介石，这是再明白不过的道理了。繁体字和简体字的关系，不是党派关系，不是意气之争，我也希望台湾地区的部分学者明白这一点。
1971年，新中国重新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基于尊重成员国语文阅读的原则，正式文件改为简体字，表明国际对13亿中国人阅读习惯的尊重。这个进程到现在，仅仅有30多年的时间，时间还不算长，而且，就是在联合国采用简体字的时候，我国还没有从立法上，保证简体字的推广。所以，联合国在一定时期内，出现简体字和繁体字并行，也有我们自己的一点责任，直到2001年，我们的立法机构才通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用司法的形式，全体推进简体字普及。毕竟这部法律实施还不过10年，我们还是任重道远。
对待繁体字，学习新加坡模式
1964年，中国经过多年实践，总结归纳出《简化字总结表》，基本确定了使用简体字取代繁体字的方向。但，这个总结表，并不是一部法律，并不具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2001年）那样的法律效力。时隔5年，新加坡教育部于1969年颁行《简体字表》，正式推行简体字。我们看我国和新加坡几乎在60年代，一起推进简体字，但是，具体做法也存在差异。
新加坡政府在推进简体字的同时，积极鼓励年轻人学会辨认繁体字。我们再看韩国，在韩国，50岁以上的人只懂繁体，而30岁以下的很多人学习了中文以后，简、繁体字都懂。
这给我们怎样的启示呢？我们的很多年轻人，为什么只懂简体字，而不懂繁体字呢？我国在2001年通过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并没有提出废除繁体字，相反，还提倡妥善处理繁体字使用问题。“妥善处理”是表明一种国家态度，但是，并不是具体可行的措施方法，什么是“妥善处理”，又怎样“妥善处理”？这些问题不解决和正面，我们就永远走不出简体和繁体的困惑。
但是，新加坡的方式，却清晰化，政府鼓励年轻人辨认繁体字，韩国的中文教育，也能保证年轻人学到繁体字。他们的做法，是真正做到了“妥善处理”。
所以，我认为，繁体字要走出困境，并不是去“保护”，相反，是要“补课”，从我们的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不断增加“辨认繁体字”的课程，或者相应的内容，会使用简体字，会辨认繁体字，能够独立地通畅地阅读繁体字资料，这应该是今后，我国语文教学的一个改革方向和目标。
对待文化问题，我们还是要抱着文化的态度，对待繁体字和简体字，我们不要意气之争，而是要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加以分析。我反对繁体字申遗，我主张学习新加坡模式，鼓励年轻人在熟练掌握简体字的基础上，学会辨认繁体字，能够通畅地阅读繁体字著作。用开放和国际化的视野，来循序渐进地推动中文简体化，这些才是学界应该做的具体实事，而不是通过申遗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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