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想想起的事

看到孟买事件的报道，有一种尘封已久的恐惧，涌泉似的脉布全身神经。那是一种始料不及的状况，在身边突然出现，让人震愕的怀疑下一秒是否还能活着的恐惧。

十八年前，长驻深圳一家有两千多名员工的电子厂。在当时，整个厂区在深圳算是颇具规模及设施齐全的，除了厂房、员工宿舍、食堂、副食店、理发店、单车修理店、篮球场外，还有一个其他厂区少有的康乐大楼。楼里有一间小型电影放映室，而楼的顶层，还有一个当时算得上富丽堂皇的卡拉OK兼舞厅。

舞厅当然成为工会，部门，和各个团队举办大型康娱活动的场所，而我们这些海外派驻的中层管理人员，常常是座上嘉宾。舞厅也成为周边厂区的工友喜欢来玩的地方，举办大型活动时，来的人都很杂，也没有办法完全阻止非我厂区人员参加，也不能控制这些外来人员的背景底细。就这样，问题来了。

多数是因为争风吃醋或者三教九流朋党间的恩恩怨怨，打架，殴斗，群斗，摔啤酒瓶对打的流血事件是再平常不过的事儿。很多这类事件，在我们眼前活脱脱得上演，弄得我们很害怕到这种场合去参加活动，但有时很难拒绝同僚的盛情邀请。

有一次，我们很投入的参与游戏节目及尽兴在跳舞时，在完全没有防备的心理状态下，就在我们身边不到一臂之遥的小酒桌坐着的两个人，突然站起来大声吵架。被震耳的声浪镇了一下，定神望过去，见两人像推手般的快速舞动双手，没一会儿，一人用手捂着面颊，转身跑开。他捂着面颊的那手，鲜血从指缝间涌流出来，哀嚎的跑。另一人则手握着有血迹的军用匕首，从我们跟前，擦身追上去。

事件全程在眼前发生，太快了，太突然了，我们一时不知咋去反应，只是茫然的沉浸在恐惧中，几秒钟后才回过神来，自问刚才那幕是真的吗？自问我还活着吗？

类似的事件，在避无可避的情况下，后来也遇上几次，虽然没有那么近身上演，但是习惯了，麻木了，胆也大了，能镇定对持处理。虽然有人曾亮出一把短手枪，还有人曾亮出一个他声称是土制炸弹的东西，他们都一一被保安制服了。

后来发生这类事件时，虽然恐惧还是存在的，但是我们能够镇定处理的背后，是因为我们有一支经验丰富的退役武警组成的保安团队撑着的。

对人祸很不满

世事难料，运程书籍上说了，这两个月会很顺利，但事实却不是那样，可能运程没能算准的是人祸。

最近在曼谷和孟买发生的人祸，给自己的行程造成很大程度上的影响和不便。

这次的行程很紧，印度的研讨会结束后，紧接着到北京展开展览会，中间完全没有空档喘息。当然，最理想的安排就是从新加坡直飞新德里，然后从新德里直飞北京，再从北京飞回家。然而，这安排不仅牵涉到不同航空公司的单程机票，航班不多，机位不好定不说，那票价基本上等于三张北京的来回机票。

次选是找一个中转站，然后从中转站飞新德里来回，再飞北京来回，然后新加坡来回。以三个目的地的位置来看，曼谷就是最佳的中转站，而且票价也相对比首选低一点。可是曼谷人的偏偏在这个时候瘫痪了机场，没办法，只有放弃这个选择。

最终选择了一个最差的安排，从新加坡飞北京来回，从北京飞新德里来回，也就是说走了比直飞多六小时的长路，绕道北京飞往新德里。唯一的好处是，这个安排的票价，只有首选票价的四成。

一切就绪后，却在早上接到紧急通知，说因为孟买的爆炸事件，印度的研讨会取消了。失望的赔钱取消了从北京飞新德里德机票，却又发现我因此将会在北京逾期逗留，只剩下两天的时间，明后天又是周末，根本没有时间办签证。现在还很没有头绪的寻找其他途径。

其实，这些问题都是钱在作怪，若舍得赔钱，或赔得起钱的话，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

只是觉得这样的赔钱法，不值得，所以现在还在烦恼着…

自己主宰生死，能有那么容易吗？

一个很沉重的话题：安乐死。

前阵子，两大宗教团体宣布不赞成安乐死，因为它否定人的价值。报章上也出现很多争论，有弹有赞，大至从哲学宗教律法，甚至从社会资源的角度去探讨，小至从个人苦楚和亲人经济负担为着眼点，各有各的说辞，各持己见。

在这里，只想问一个问题：在情感上，要结束自己的生命，有那么容易吗？

从生理层面来说，身体发肤授之于父母，就是说自己的生命，不是自己能够主宰生死的。

就社会情感的层面来说，人的一生，从出生到成长，从受苛护到独立，从自组家庭到苛护下一代，有多少的人和人之间的情感联系。有多少令人担心的忧思，有多少令人牵挂的不舍，又有多少人会为你的一切担心和牵挂。

就好像结婚不是两个人的事，是两个家族或不只两个家族的事，人从出生后和社会产生情感上的接触交流，生命就不再是自己的，是从你放射出去的每一个情感连结点有切身关系。

如果有一天，必须决定主宰自己的生死时，自己当然不会大义到考虑哪些屁哲学宗教法律或社会资源的问题，最上心的当然只是对身边情感联系最强的亲朋好友的牵挂和不舍。就是为了这样一个简单的愿望，撑也要撑到最后一口气，不轻言弃。

反过来看，能决定放弃自己生命的人，这个世界上肯定没有任何情感联系让他觉得值得坚持下去，这是一种很可怜的处境。

各位，以这个比较人性化的基础，如果你是赞成安乐死的，足以令你改观吗？

不停的变化，才能精彩

侄儿和外甥，像现在很多青少年一样，都留了一头很不像样的头发，不是披头散发的，就是杂乱无章的。每次老爸一见到他们，总会忍不住地唠叨一阵，弄得老人家血压飙升。

虽然自己对他们的外观也挺不顺眼的，但也只能对他们好言相劝，或用嘲笑式的语气去表达一般人对那种发型的看法，希望他们能够自觉地，自愿地去理一个像个男孩样的发型。

毕竟，盲目的跟随潮流，是他们那个年龄层的人必定会走过的路程。自己也曾走过那种轻狂的年代，也曾留过披头四的发型，也曾穿过喇叭裤，也曾用挑战对抗式的心态，去对待父亲的种种约束。现在回望，只要不是作奸犯科，大罪大恶的，也算不枉年轻过。

变化才是永恒，小至发型潮流，从七十年代的嬉皮士，到电发，到雅皮士，到染发，到现代的无章发，大致国家的状态，从七十年代的 keep Singapore clean, 到八十年代的keep Singapore green, 到九十年代的keep Singapore lean, 不也一直在变化吗？

每一代人都有那代人的精神面貌和价值观，上一代人的价值观，强加在这一代人的身上，就是老土，就会格格不入，产生代沟，就会有冲突。

“如果全部的男人都只有一种发型，不就成了部队兵营或集中营了吗？”对老爸这么说。

坦然去接受新事物，和谐共处，世界将会是多姿多彩的。希望老爸能“大其心，容天下之物”，也希望自己能。

年底。长假期。冷清

到常去的小店用餐，见只有小猫两三只，以为是金融海啸的效应，小店老板更正说，是年底长假期的常见现象。

想想这也对，自己是个一旦遇到塞车就很烦躁的人，平时就像7-11便利店那样，早上7点之前要赶在塞车前上路，同时也避开ERP的收费，晚上就等到交通高峰期过去了，才回家。可每年长假期期间，平时的高峰期，路上的交通是通畅无阻，就连在地铁车厢里，也可以做做伸展运动。

这才感觉到，我们的学生大部队，以及学生的后勤部队，如校车及亲自送孩子上学的家长车队，是如此庞大。他们对社会的运转，起着极大地影响。年底长假期期间，学生及后勤部队不出动，加上很多家庭会举家出国度假，我们的人口，好像瞬间少了一半。

小店坚持现做现卖，做的都是熟客和回头客，对这样的长假期效应的感受，应该是蛮准确的。

狮城的树

心痛，岳母家外头的大路，为了把路面加宽一米，整排的参天大树都被砍光了。

全世界的树，活得最艰苦的最不安的，要算是新加坡的树了。

新加坡老是对外宣称它是个“花园城市”，且不去管它是把花园建在城市中，还是把城市建在花园里。树，作为一个花园城市里不可或缺的分子，却常常要和城市发展争地，但是一旦争了起来，却往往是败仗的那方。

譬如前些时候报章上用了很感人的字眼，报道了一项在巴耶里峇的地铁工程为了保住一棵树免于被砍掉的命运，令公路改道从树的左右绕过去，还拍了一张那棵可怜树的照片。作为一个在那一带住了三十多年的人来说，就觉得太可笑了，因为在那张照片右側的镜头外，有十数棵更高大的树，在保住那棵树的同时，全被砍掉了。

又譬如几年前报章上大事报道有一棵几十岁的老树，被绘测师把它从一片提供它自然生长环境的树林中，劳师动众，花了五六万元的搬运费，将它移走，种植在第二科学园区的一栋大楼中间。然后在大楼里，又照灯光又喷水雾，想方设法，劳力伤财，去模仿营造它的自然生态环境好让它能存活。

再譬如几十年来和我们相安无事，已经达到生态平衡的热带雨林树，由于壮大和落叶多，打理起来麻烦而且费用高，不符合经济效益，所以就砍了而改种芭蕉树，因为它矮小落叶少，打理起来省事费用低。后来蚊害严重，劳民伤财请来外国专家评估调查，才发现芭蕉树的叶基是蚊虫的繁殖黑区。这是一个很冷的笑话。

好多年前，我家楼下有两棵数十岁的大树，枝叶茂盛，还季时性的开花送香，是遮阴纳凉的好地方，还是街坊晨昏遛鸟和情感交流站。后来莫名其妙得被砍了，找了居委会的理事，说是患病了，必需砍了。原址上从此没有再种上任何树，而是竖起了二三十枝旗杆式的鸟笼吊架。没有了树荫，没有了花香，没有了鸟鸣，从此这情感交流站就荒废了二十多年。

前不久，本土最后一棵硕果仅存的一百五十岁樟宜树，很轻易的就被衙门里不小心误选出来的脍子手，不小心的错杀了，还刴成十八块，死无全尸，惨不忍睹。草民为它申冤时得到的结案陈词竟然轻描淡写的说“没有关系，还好我们给它留了种，现在可以开始种植，一百五十年后，它又是一棵好树”。

我想，如果绿化环保的概念不改进的话，往后在我们的对外宣传文件里，要称新加坡是一个“城市花园”了。

再忙，再累，也要。。。

现代都市人最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就是：很忙；很累。

不管是朋友或客户，有机会在一起聊天时，总不免会谈到各自怎么怎么忙，怎么怎么累。弄到自己也没有办法，也要投其所好的说自己也很忙很累，不然，在一起聊天有一种耽误了他们宝贵时间的严重愧疚。

有时间去牢骚自己很忙，是真的很忙吗？还有精力去寻思自己有多累，累到极限了吗？

忙到了极点，累到了极限，也像人的各种情感一样，往往只有在欢乐后的沉默中，方能真正感觉到当时疼痛痴苦。

真正的忙，自己经历过，事情是多得，只剩下一门心思，把手头上的工作赶完，赶紧继续下一个工作。可是刚刚投入下一个工作，刚干完的事儿，马上就忘得一干二净，因为脑子里根本没有太多的精力去记住太多事儿。

真正的累，曾经试过把脚拖到住家楼下，坐着休息，望着只有几步远的电梯门口，却连走过去的力量都没有，就躺下去睡了两个小时后，才搭电梯上楼回家。也有几次在候机室里不停来回走动，不敢坐下来休息，一上飞机坐下来后，飞机还没有起飞，就开始睡，睡足十六七个小时，直到下机。

所以，不敢轻易就喊忙诉累，也学会了，应对朋友和客户喊忙说累时，顺水推舟的，只要一句窝心的话，他们立马眉开眼笑。

“再忙，也要和你喝杯茶 … ”

固执的坚持，值不值？

一个在服兵役期间的朋友，是我回国期间一有时间一定会找他喝杯茶的人。

尽管他有一段很长的时间，误会我摆了他一道，刻意避开我。尽管那段时间，莫名其妙的受到他敌意的对待，冷嘲热讽，甚至有点恶言相向，都忍了。然而，在时间的考验下，后来也知道整件事跟我完全沾不上边，之间的紧张关系才舒缓了些。

这么多年来，他始终没法跨过那坎儿，疑神疑鬼的，对任何人他也不肯说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身边本来就不多的朋友，没有人知道他到底受了咋样的沉痛打击。

昨天，和往常一样，他又是有一搭没一搭的和我喝茶聊天，我却一反常态跟他急了。

“老兄，每个人的一生就那么几十年，你已经快五十了，还能有多少年让你晃？”

“我在学习，在探讨，在寻找一个理由，就算是死也应该知道为什么要死。”

“我不晓得到底发生了事情，你也不曾说清楚，但是既然解决不了，就把它放下，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世界上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又何苦一定要追究，弄得自己生活不是生活。你怎么那么固执！”

“这不是固执，是坚持原则，坚持理想，你不明白。”

“我是不明白。我只知道 live through trouble, not with them。（把坎儿活过去，不要和他们混在一起）你想坚持的都还没有搞清楚，自己大半辈子的正常生活都搭进去了，坚持个啥，坚持来干啥？值得吗？”

这简简单单的道理，对他，我怎么说得那么费劲。

但是我知道，下次回国，我还是会找他出来喝茶聊天。

考试，形形色色

人在读书学习期间，要经历大大小小的考试不计其数。与在大专求学的侄女聊起，才发现今时今日的考试，还是和几十年前一样的形式，没有什么变化，就是那一千零一种的Close-book Exam。

我不是搞教育专业的，但是在美国求学时，经历过的各种不同形式的考试，多多少少能感觉到，考试也可以有各形各色，多姿多彩，生动有趣。

有一种叫做“Hinted Exam”,教授会把试题可能用到的一些理论、原理、公式，在黑板上公示出来，所以考生可以不用死记硬背，而把精力全用在思考试题的解答。

和“Hinted Exam”相似的有“Open-note Exam”,就是允许考生带一张标准型活页纸进考场，纸上可以写上任何考生认为重要的，或对考试有帮助的任何资料。

比“Open-note Exam”更升一级的是“Open-book Exam”，是允许考生带任何书本进场考试，并且数量不限。其实大部分考生都很害怕这种考试，因为很多时候，答案或提示不能在书本中找到，况且翻找书本里的资料是浪费时间的，除非对带进场的每本书，都滚瓜烂熟，能准确的知道在那一页能够找到那些资料。所以这类考试，考的是有没有广读书籍。

比起上述的三种，还有一种最至尊的考试，就是“Take-home Exam”。开学的第一天，教授就把试题公开，通常只有一个题目，交试卷的截止日期是学期的最后一课。在学期间，考生可以在课堂上问任何与试题相关的疑问，教授一般上也有问必答。教授也不怕考生互抄答案，或找高科班研究生帮忙，因为考题跟本就没有答案，考的是思考模式。

以上几种，都是自然科学系里比较常见的考试方式，社会科学系和人文科学系还有一种，我们亚洲学生觉得很不可思议的考试，叫做“Free-choice Exam”。这种考试叫很多亚洲学生不知所措，因为要在教授设定的范围内，自选试题，这已经够折磨人了，还要加上自己决定用什么方式交上试卷。可以选择用论文方式，或演讲方式，或用答辩方式。这种考试，对于习惯填鸭教育方式的我们，真的是开了眼界。当然，他考的不仅仅是对课题的了解，还有融会贯通和创意思维。

从教育理念看国家状态，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国现在还是一个科学和很多概念思维的创新大国。

提问，发言，新加坡人

黄钢兄在今天的早报发表了一篇《言多不失，言多有益》的文章，让我想起多年前的一件小事。

那年，因为工作上的需要，虽未能得到公司的赞助，还是自掏腰包报读了某理工学院，为期一年半的生命科学夜间课程。生命科学不是我的本科，而且和我的本科相差了一万八千里，就是因为基础知识的不足，我知道作为一个超龄老学生，一定要付出比那些年龄只有我的一半或更小的同班同学更多的努力。

在上课时，发挥了在美国式的学习精神，有不明白的，在恰当的时候，打断讲师，立刻问，有时有一些概念上的问题，脑筋没能转过来，纠缠了好一阵子。这样的上课气氛持续了几个月后，有一次，在我发问了几回后，一个同学很不客气的对讲师说，“你可以把这些问题留到课堂后，你们私底下谈去吗？我们都是白天工作，晚上还来这里上课的，可以不要为了某几个人的个人问题，影响了进度，阻碍了我们早点回去休息吗？”

我听了之后，惊讶得很，愣了一下，谁能说新加坡人不敢发言？特别是牵涉到他们的个人利益是，他们的发言是又自私又尖锐。也不去和他据理力争，因为知道要对抗的可能是全班同学。

这件小事，就完全不像黄钢兄所说的那样，认为新加坡人不爱提问的问题，是因为怕丢脸，爱面子，怕羞，怕讲错。解决的办法也不会是那么简单的鼓励人们去演讲班，不怕丢脸，大胆发问等就能解决的。

这种新加坡人普遍上在大庭广众面前沉默寡言的现象，是整体的社会和学习生态环境造成的。那些的爱面子，怕丢脸等，都只是果，导因其实是整个社会环境和学习空间里，对那些犯错者，落后者，弱势者，没有一个接纳和包容的宽大胸襟。

我的香港大哥

这次路过香港，只停留十来个小时，所以就不安排酒店住宿，不客气地挂了通电话给我的香港大哥，“我到你家做厅长，过一夜，好吗？”

我知道他一定会答应。往常即使只停留几个小时，我也会争取时间和他们一家吃一顿饭。这次是因为晚机到，早车走，住在市区酒店的话，扣除往来的交通时间，就没啥时间聚一聚了。

夜里九点半到达他家，他已经买了我爱吃那档口的牛腩面，准备热一热给我吃。虽然在飞机上已经用过餐，但是对香港的牛腩面，我是绝对不会拒绝的。

边吃边聊，就一直聊到一点半才就寝，隔天又匆匆一起吃了早餐后，就搭车离开了。

他夫妇俩，也是背包旅行时认识的。一九九一年五月，他们俩背包旅行度蜜月，在杭州准备上黄山时，我们雇了同一个导游，就这样注定了从此扯在一起。

一起背包旅游，是能真正了解一个人的一种最佳方式。由于那次的同游黄山和千岛湖所遇到的事情，我们对彼此的性情都有一定的了解，也彼此都知道对方是“交得过”的朋友。

爬黄山时，我膝盖的旧伤复发，爬得慢，他们将就着我，慢慢悠哉闲哉的走。他们和导游发生了一点小误会，我们就充当和事佬，缓冲缓冲气氛。游千岛湖时，他病了，扶他到医院去看病，帮他跑进跑出的挂号、开病例、送尿液样本、取药、付款。隔天我们那儿都不去，就在旅店里嗑瓜子聊天，让他好好休息。第二天，他觉得好一点了，也可能觉得耽误我们的行程，坚持要去游湖，于是我们就游湖去了。回来后，他病情又加重了，就决定要回香港，不继续他们要到新疆的行程，但却坚持我们继续行程，不让我们送他们回香港。

他们夫妇俩很有意思，我们在火车站要前往景德镇那天，为了让我们能安心继续行程，在确定有机位后，马上要一个三轮车夫赶来给我们报信，并要我们在火车站等他们。他们一取到机票，立刻又赶到火车站与我们送别，那个时候的等待，就像电影的情节那么紧张，他们到达火车站时，我们就只有几分钟的时间互道珍重，火车就要开了。我们共处的十几天，都浓缩在这几分钟里，也就在这几分钟里，我们都知道我们之间的友谊，是一生的。

老花心境

最近眼睛很容易疲劳，去验了视力，发现在短短的一年多里，度数又加深了五十。对一个不习惯，不喜欢，且大半生都不需戴眼镜的人来说，是极大的生活考验。

戴上眼镜嘛，怪不舒服的，鼻梁上老顶着一个时间久了就像千斤重的负担，两耳上方老被夹得像脑壳快被挤暴的难当。头痛眼水频频来访，读书看报时间不长。

不戴嘛，近的事物模糊一片，稍远一点的，小字细节没法辨见，就连饭碗里吃的东西都全凭感觉。

还没有适应戴眼镜的头几年，老是忘了随身带上它，没能看清想看的东西，就跟自己懊恼生气。习惯戴上它后，因为一般上都戴得低，眼睛向上一提就挤出三江抬头纹，显得老态许多。它，就好像女人，有她烦，没她难。

经过这些年，也悟出了，老花可能是老天赐给壮年人的一个启示。好像是在提醒上了年纪的人，眼前事小事细事用不着看得那么清楚，能看清远处，要看清大局，才能心宽，方能海阔天空。

这些日子里，也越来越会欣赏朦胧美了。

长安街的夜色

接到一个紧急通知，我们分别从三个地方，三天内都赶到，因为某机构的亚太区分舵主，有意在北京参展期间，和我们会一会面。

第二天一早，马上就到会场去拜访那位舵主，当然是没能见着。他可是亚太区的掌舵人，可忙了，哪能说见就见。他也好象没有交代下和我们会面的事情，以至在会场的一些主管，也全然不知有这么一回事。几经周折，才打听到当天晚上他们机构有一个慰劳参展员工和答谢顾客的晚宴，就决定去碰一碰运气。

到了宴会现场，通过引见又引见，总算见到了舵主了。虽然能够争取到这次的会面机会，对我们是蛮重要的，对舵主来说我们也只是他众多供应商里的一个。他淡淡的寒暄了几句之后，就要我们和他的助理另约个时间详谈。我们照办了，但是他助理没能立刻定下一个时间，要我们回去等电话。

回去等电话，好熟悉的一句话，要是面试工作时听到这句话，一般意味着没有什么希望了，心情就象北京当晚下的那场冰冷的雨。

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心里根本没有底，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我们的产品？也不知道这次的会面，他想知道什么？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敢怠慢，一面“等电话”，一面分析和猜测他的招见的用意，希望能做足应对的准备。就在这样等待的煎熬下过了两天，眼看展会就快结束了，心里着急得很。在我就快放弃希望的时候，电话来了，说隔天，也就是展会的最后一天下午三点，给我们半个小时的时间介绍我们的产品。

到了会面的前一刻，那助理却有点刁难的跟我们说，舵主已经很累了，要我们尽量缩短时间。这下子我们准备的东西完全派不上用场，一面走向舵主的时候，心里一直在愁着，明白这次的机会一旦搞砸了，就很难再有第二次机会了。一步一步走近舵主时，心里一直琢磨着要怎么用精简的三言两语，能震撼的吸引他继续地听下去。

我记不起当时说了些什么，但是舵主听了我们四十五分钟的讲演，后来留下总工程师继续和我们谈了四十五分钟。

一个半小时啊！我们太兴奋了。当晚用大盆的香辣蟹和水煮乌江鱼，好好的犒劳犒劳自己。

他们各自回去休息后，我独个儿在醒神的冷风中，沿着弥漫着历史味道的长安街，从西单漫步到东单。个把星期来，没有那么轻松过，长安街的夜色真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