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亢 (2011年04月05日)
本文从好友奇佳处得来，他也是从网上转来的。正文前的按语，即为奇佳所作。
（这是多年前看到的一片网文，我觉得很好。看到作者大骂周有光，于我心有戚戚焉。周有光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人物了，当年奉承上意，做灭亡汉字的工作。近来忽然摇身一变，突然又成了民主人士。什么走红就从事哪一行。对他来说，唯一的不变就是以断绝中国文化的传承为己任。很奇怪，大众因为他一脸的老态龙钟就居然以为他是什么国学大师之类的。真是错把冯京当马凉了。这种人的存在是近一个世纪以来民族虚无主义胜利的标志之一。）
第一、中国汉字拉丁化的四大原因
（一）思想根源：
中国汉字拉丁化的思想根源是语言的普世法则观念，同西洋文化中"语言起源于一"的传说有很大关系，在《旧约•创世纪》中便有"起初天下只有一种语言"之语，至于后来各地语言不同，那是因为上帝为了阻止人类沟通思想，而把人类分散到各地形成的。它这里所谓的不同语言其实是方言而已，这实际上是反映了印欧语言历史变迁的实际情况。其中，语言的普世法则观念的极致是世界语的发明和传播，世界语是波兰医生柴门霍夫博士于1887年创制的一种语言，是在印欧语系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一种人造语，共有二十八个字母，书写形式采用拉丁字母。但是，柴门霍夫只是提出这个语言概念，并没有也没有能力推广，真正将语言的普世法则贯彻的是前苏联的马尔学派。
马尔学派是1917年十月革命后产生的一个主流学派，马尔认为语言是上层建筑，有阶级性；宣传一切语言是由сал、лер、йон、рош四要 素发展出来的；主张语言发展的阶段论（这也是中国至今主张汉字拉丁化运动的学者们的主要立论依据之一）。马尔学派为列宁所领导的苏维埃政府所接受，成为压倒性的学派，并主张用激进迅速的方式来变革语言文字，该派一直统治到1950年，即斯大林发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明确反对为止。苏俄境内少数民族人口合计略微超过斯拉夫人，为了统治安定的需求，以及为将来共产国际的政治统一创造条件。苏俄需要对这些少数民族采用文字改革的手段加以同化。马尔学派的 实质其实就是为此而作的理论准备，列宁曾说："世界语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拉丁语"。一九二一年列宁强迫苏俄境内突厥民族废除阿拉伯文字改用拉丁文字（俄文）时说："拉丁字母是你用来在土耳其（突厥）民族中开始文化革命的第一步。拉丁化是东方伟大的革命。" （ 倪海曙著，《中国拼音文字概论》，转引自杜子劲编，《中国文字改革论文集》（上海：大众书店，1949年）页184）一九二九年初前苏联成立"全苏各族人 民拉丁化新文字中央委员会"，为所有少数民族创制拉丁化新文字，后来，前苏联政府认为以拉丁字母为基础创造文字切断或疏远了这些民族与其他已经或正在使用 基里尔字母（即斯拉夫文字）的民族之间的联系，在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一年间苏联少数民族基本上又放弃了拉丁化，全部采用俄文字母为语言拼音，而且自俄文中 借用了大量新词。然而，当拉丁化的浪潮开始涌向斯拉夫文时，斯大林却发表了《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否定了马尔学派的马尔的"语言是上层建筑"、"语言具有阶级性"、"语言发展具有阶段性"等观点，认为语言具有稳定性、民族性、工具性特征（很遗憾，工具性特征居然也成为中国汉字拉丁化的学者们依据之 一，下文批驳）。
（二）历史根源
汉字拉丁化的历史根源在于中国近代的落后，一批文人从对中国落后的反思从器物、制度乃至无限上纲至中国全部的历史文化，对于文化落后的分析又由反思转而沮丧，继而诅咒和彻底抛弃。而汉字恰恰是中国文化中核心中的核心，于是"汉字落后论"逐渐响彻起来。谭嗣同号召"尽改象形文字(按，即汉字)为谐声 (按，即拼音文字)" ，1918年钱玄同在《新青年》《中国今后的文字问题》中称，"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在 1949年以前，汉字拉丁化得到了蔡元培、鲁迅、瞿秋白、毛泽东等相当一批文人和政治家的支持。
在近代中国，汉字拉丁化之所以能形成一股强大的理论思潮其实离不开国外理论界的大力支持，影响汉字拉丁化的国外力量及国内代理人主要有三派：
其一是作为前苏联共产主义革命输出的重要组成部分传入中国，这一派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政治上，比如认为汉字是阶级压迫的产物，汉字不利于理解和传 播、汉字是落后的文字等等，许多鼓吹汉字拉丁化的学者也是属于这一派或是这一派的门生后人，如瞿秋白、吴玉章以及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前身为中国文字 改革委员会，专门从事汉字拉丁化的国务院直属机关）的许多成员。
其二是来自西方的语言学尤其是语法学的影响。1898年，马建忠以印欧语系的语法为基础，发表了第一本汉语语法专著即《马氏文通》，从此奠定了所 谓的现代汉语语法的基础，由于汉语是以字为基础的，和印欧系语言在编码原则上是有很大的差异，用带有印欧语语法影子的框架来描写汉语语法，人们总有削足适 履之感，并且还影响到语法教育和计算机的语言处理。然而，面对矛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尤其是在中国大陆，学者们反思的不是他们的理论是否正确，不去 推动印刷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而是疑惑汉语是否具有存在的合理性。为了让汉语现实和他们所谓的现代语言理论相契合，于是提出汉语拉丁化。这一派主要是 国内的汉语语言学学者，比如周有光、吕叔湘等，他们由于拥有比较高的学术地位和话语权，以及比较系统的逻辑体系（当然全部是从外国拿来的，可惜在错误的理论前提下，自编自导的逻辑越严密，得出的结论也越荒谬），对国人的影响可能会更为深远和恶劣。
其三是来自日本的影响。在日本，自1866年前岛蜜提出文字改革宣言后，汉字的地位便日益下降。而前岛理论的出发点和逻辑推理和后来的中国如出一 辙，即教育普及和国家富强之根本，"国家宗旨在国民之教育，其教育当不论士民之别而普及于全国民也。"近代的很多日本语学者，对于"日语最初获得的文字" 即汉字，视为阻碍日本近代化的重要原因，并将"汉字的入侵"描述为"至今仍在持续的日语受难史"。平井昌夫在战后出版的《国语国字问题的历史》中，强调汉字内在有"封建性和非合理性"，并将妨碍"日语将来的健康发展"，不少人甚至认真地设想未来汉字消失的前景。在二战后，日本甚至认认真真地进行过一次日语拉丁化运动，然而，改革的结果是，日文"这种多种的书写方式，可能是今天世界各地通常使用的书写方式中属于最难的一种"，因为它事实上包含了四个体系：汉 字（真名）、平假名、片假名、拉丁字母。作为汉字拉丁化的过渡方案，中国1977年第二次简化方案实际上就参考了日本文字改革的"经验"，可是事实呢，不 得不在1986年取消。
（三）技术层面的原因。
19世纪末期，正是西方印刷术蓬勃兴起的时期，机械打字机的发明大大促进了教育和文化的传播，对于近代西方文明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机 械打字机和印刷术发明自西方，必然是要适应西方的拉丁字母文字，汉字和拉丁字母的巨大差异，使得汉字在较长的一段时间无法分享机械打字机和机械印刷术所带 来的巨大便利。后来的计算机的发明同样似乎显示了汉字的无奈(在汉字输入方法和汉字激光照排发明之前)。汉字的这种劣势使得相当一批期待中国迅速崛起的文 人志士反感甚至憎恶汉字，提出汉字拉丁化。
（四）新中国成立后政权的参与
基于上述三种主要原因，新中国的政治家们对汉字拉丁化也给予了极大的支持，特别是1952年2月5日中国文字改革研究会成立时传达了毛泽东的指 示："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毛泽东的巨大影响力，使得这句话本身便成为了汉字拉丁化至高无上的理论依据。在詹鄞鑫《二十世纪文字 改革争鸣综述》提到：《光明日报》群众来信意见综述提到：文字改革"一家独鸣"，"已经形成一种压力，似乎谁要对文字改革表示怀疑，就会被人扣上一顶‘思 想落后'的帽子，甚至会被人加上‘反对中央实行文字改革'的罪名"。当时的一些民主人士也提出文改的工作方法和公布程序问题。据说，"章伯钧、罗隆基说文 字改革没有经过全国讨论，是几个人关起门来搞的"；罗隆基说"毛主席是赞成拼音化的，这样让大家讨论就很难发表意见了"（杜松寿1957）中国著名考古学 家陈梦家只是因为说："在没有好好研究以前，不要太快的宣布汉字的死刑。""主张拼音的人，不要过于简单的认为全国大多数的人全赞成拼音，此事还得大家讨 论，包括反对的人在内。""文字这东西，关系了我们万万千千的人民，关系了子孙百世，千万要慎重从事。"即被冠以"反对文字改革"的罪名]迫害自杀
第二、总结汉字拉丁化的四大原因，可以得出以下理由：
（一） 汉字不适应现代印刷术和计算机技术；计算机技术是汉字的掘墓者。
（二） 语言是上层建筑，有阶级性；文字是有阶级性的，几千年来汉字只为封建贵族服务，而不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
（三） 语言发展的阶段论；毛泽东"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李振麟强调了从"图画文字－表意文字－拼音文字"的文字发展规律来看问题，这是 富有理性的。周有光的提法略有不同而基本思想相同："更重要的是文字制度的发展。发展的一般规律是从形意制度（picto-ideographic writing）到意音制度（ideo-phonetic writing）再到拼音制度，拼音制度又从音节字母到音素（音位）字母，从只表辅音到兼表元音。音素字母的拼音文字是人类的伟大发明，它用最少的符号写出任何复杂的语言。从形意制度到意音制度是文字发展史的第一次飞跃，从意音制度到拼音制度是文字发展史的第二次飞跃。""任何一种语言，可以用繁难的符号 书写，也可以用简易的符号书写，可以用意音制度书写，也可以用拼音制度书写。更正确地说，任何一种语言，如果它的文字符号是繁难的，迟早要发展为简易；如果它的文字是意音制度，迟早要发展为拼音。这是落后让位于先进的规律，决不因为语言特点和社会习惯的不同而有例外。"（周有光1979:2-3）
（四） 文字只是用来记载口语的工具和符号，汉字具有保守性，不能表现语言的时代变化，今天的汉字不能体现古代汉字的读音；汉字不是记音文字，不能跟语言完全结合，不便推广白话文。
（五） 汉字不好学，汉字难学难写难认，是普及教育的障碍。拼音文字只要记住几十个字母，学习起来容易得多。汉字不便记录来自欧美的现代科技名词。
（六） 汉字拉丁化是中国生存的必要条件，鲁迅说"汉字不灭，中国必亡"。
第三、逐条批驳汉字拉丁化
（一） 主张"汉字不适应现代印刷术和计算机技术；计算机技术是汉字的掘墓者"的学者主要是处于汉字输入法和现代汉字排版（包括机械排版和激光排版）技术发明以前，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汉字的打字和印刷已经完全不承任何问题，王选院士发明的激光排版技术更使世界上任何文字（包括汉字和拉丁文字）在印刷和传播方面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中国在近代历史上汉字在打字和印刷方面落后于西方，根本就不是汉字本身的问题，而是中国的科技落后于人。相反，许多很早就实行文字拉丁化的古老民族，比如20世纪初推行拉丁文字的土耳其、19世纪末推行拉丁文字的越南，以及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甚至印度，也没有看到他们在本民族信息的发明和传播方面拥有什么杰出的成就（印度在软件方面的成就也只是使用英语，沾了世界上强势英语的光，本民族语言却没有任何闪光之处）。今天， 已经很少有人再拿印刷术和计算机技术来为汉字拉丁化作依据了，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科技的发展和语言文字是没有内在依据的，哪一个民族的科技强大，哪一个 民族的语言也必然成为强势语言。
（二） 至于语言阶级性观点的人一定还生活在上个世纪50年代以前，这种观点其实本来是为苏联的政治服务的，上文说得很明确了，当推行世界语、实行拉丁化的浪潮稍微触犯了俄罗斯族的语言时，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就可以让你清醒了。
（三） 至于语言的阶段问题，实际纯粹就是一些语言学专家臆想出来骗小孩玩的，1985年刘光裕指出，"汉字和西方拼音文字是世界上所有文字中两个最大的不同系 统。认为西方的这个文字演进三阶段也同样适合于中国的汉字，这个结论，完全是靠理性判断和逻辑推理的方法得出来的，并无事实根据。而且，以前和现在的所有论者皆无法提供足以证明这个结论的事实根据。"
本理论是最迷惑人的论点之一，为了更好的反驳这一论点，我们不妨摆出历史和现代的事实。
首先，从历史上看，世界古文字埃及的象形文字、苏美尔文、腓尼基文、古印度文（梵文）以及中国的甲骨文等，这五种文字的演变历史分别为：埃及象形 文字消失；苏美尔文在公元前3200年至公元前2500年间历经图画文字、表意文字、楔形文字（拼音文字）的演变过程；腓尼基文是字母文字并成为欧洲字母文字的始祖；古印度文是字母文字，后消失；中国甲骨文是象性文字，发展为表意文字--汉字。而在这五种文字中埃及古文、苏美尔文、腓尼基文都位于中东两河 流域，它们之间的影响尚不能确定。从以上事实，除了苏美尔文经历了所谓的"文字演进三阶段"，其余四种都不能没有相似演变。因此，所谓文字演进三阶段并没 有可靠的历史事实依据。
其次，在现代，人类的语言文字主要分为汉字、拉丁字母、斯拉夫字母、阿拉伯字母、梵文字母等五大系统。除了汉字外，其它四大系统均为拼音字母，拼音则因地因时而变迁，拉丁字母就分化为英文、德文、法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荷兰文、瑞典文、丹麦文等。汉字系统则包括中文、韩文、日文、新加坡文、与已死亡的琉球文、老越南文，汉字（方块字）不是拼音字母就避免了因地因时而变迁，汉字的稳定、不变迁造成它成为世界最多人口使用文字系统地位。在汉字系统内，并没有出现所谓的由表意文字转向拼音文字的自然倾向，其中韩文、老越南文都是由政府强制转向为拼音文字的，而且至今没有看到转变后所带来的文化优势，相反，还人为的在一个民族中创造两套文字系统，因为他们如果想要了解自己的历史就必须重新学习过去的文字系统，这就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和文化的割裂。因此，从现实的社会发展来看，也没有所谓文字演变三阶段的事实依据。
其三，实际上，在当今世界，客观上不仅没有所谓的形意向音意的发展方向，反而有着强烈的音意向形意化发展方向。其典型表现就是在科学界尤其是在数学、物 理、化学等学科里，人们之间的交流不必通过口语进行交流，而只是通过严格规定的数学、物理、化学图形和符号就能了解对方所要表达的意义，而这些意义如果转 化为口语则是有不同的"方言"或语言的。有人说，阿拉伯数字我们不是很早就通用了吗？以此来论证汉字拼音化的正确，然而，恰恰相反，阿拉伯数字正是表意的 符号，完全符合汉字形意音结合的习惯，试问，世界上有几个民族对于阿拉伯数字的读音是相同的？
（四） "文字只是用来记载口语的工具和符号"这恰恰只是拼音文字的特点，根本不足以描述汉字系统。按照传统的汉语语言学，汉语的研究包括文字、音韵、训诂，即 形、音、意。记录口语只是汉（字）语的一个功能。拼音文字只有音、意两种功能，不能体现形，而意又依附于音，这造成了拼音文字在传播文化过程中纵向和横向 的切割。我们知道口语是不断变化的，不同的时代、地方的口音也是变化的，由于拼音文字以记音为主要功能，这就要求拼音文字不断地进行修改，这就是为什么今 天未经专门训练的英国人无法看懂三百年多前莎士比亚原著的原因了；同时，由于地域的切割使得不同地方的人们语言的障碍，不同的语言或方言必然促使不同的拼 音文字的产生，由此，产生不同的民族或民族的分裂，这或许就是为什么罗马帝国纵然有长期强大的统治却不能形成一个民族的原因，也或许是当统一欧洲的法兰克 皇帝查理大帝死后，其三个孙子分裂的三个国家竟能形成三个不同民族的原因吧。
汉字却不然，因为中国先民很早认识到的是"五方之民，言语不通"（《礼记•王制》）这样一个现实，所以，中国先民再创制文字，将意作为文字的首要 功能，形为意服务，而对于音则比较宽容。显然，这种文字对于生活面积广大、距离遥远的民族的内部交流非常有利，因为，在一个交通不便、距离遥远的人群之间 传输信息，主要载体是信件和文字，信件和文字首要的任务是要清晰的传输要表达的意义而不是发音。汉字的这种独特的功能使得汉族在生活日益遥远和闭塞，并相 应产生严重的口音变化时，仍能准确地传递彼此的信息，维持彼此的关系，拥有同一份历史，构成同一种民族。因此，对于一个拥有庞大人口和众多方言的民族，汉 语是祖先和历史赐给我们的最好的文字。试想一下，如果我们使用的是拼音文字，那么在三国分裂的近百年时间里，在两晋南北朝的数百年分裂割据中，在五代十国 的百年左右的分裂过程中，我们难道不会像法兰克王国一样分成不同的国家继而形成不同的民族吗？
胡适是文字改革的先锋之一，但他的弟子唐德刚却强烈反对："我们有了方块字，教育愈普及，则民族愈团结；民族愈团结，则政治统一便愈容易推动。......文艺复兴以后的欧洲便适得其反。他们教育愈发达，则方言愈流行；方言愈流行，则政治愈分裂。"（《胡适杂忆》）
至于某些学者提到的口语的统一问题，完全可以通过汉字注音和教育完成，为什么非要改变政体的文字呢？德国人欧克思（Edward Eukes）或许能为我们解惑："中国文字乃‘精神纽带'，能将各地方言不同之种族，结合一处，使其成为一统之大民族。主张以字母代替中文之人，非具有侵 略野心之国际阴谋者，即系为虎作伥之不肖教士。良以不消灭中国文字，即不能分裂中国民族；民族不分裂，‘分而治之'之侵略原则，又安能见诸实施？"他实际 上指拉丁化暗含国际阴谋，可惜我们当时许多先辈竟然不知不觉中成为帮凶，且看1931年9月26日在海参葳举行"中国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会"，苏联人郭质 生、龙果夫及中共领袖瞿秋白、吴玉章等草拟了"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简称北拉）。会议发表13条宣言，从其三条原则看出「废除汉字」口号本质是苏联分化 中国的策略：1."大会认为中国汉字是古代与封建社会的产物，已变成了统治阶级压迫劳苦群众工具之一，实为广大人民识字的障碍，以不适合于现代的时代。 2.要根本废除象形文字，以纯粹的拼音文字来代替它。并反对用象形文字的笔划来拼音或注音；如日本的假名，高丽的拼音，中国的注音符号等等的改良办法。 3.大会反对资产阶级的所谓统一国语运动。"同时，北拉从上海推广到全国许多城市，各种方言都搞拉丁化方案。上海有上海话方案，宁波有宁波话方案，广州也 有广州话方案。形成了一个广泛的拉丁化运动。同时胡绳（世界语者）编了《上海话新文字概论》，陈原（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名誉会长）也编了《广州话新文字课 本》，可见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与世界语运动是多么密切。在《汉语拼音方案》公布后，以北拉为旗帜的中国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结束了，而广州话拉丁化新文字（简称 广拉）在港澳地区仍就沿用下来。如果不同的方言有不同的文字，汉族还是一个统一的民族吗？正如去年余光中在接受白岩松采访时所说的，"我们整个中国那么多 省，那么多方言，幸好有一样东西是完全统一，书同文车同轨，同文，写下去就是一样，所以这个是很大的象形，要没有这个国文，没有这个形象，没有这个文字， 那就差得太多了。"
（五） 所谓"汉字不好学，汉字难学难写难认，是普及教育的障碍。拼音文字只要记住几十个字母，学习起来容易得多"其实全不符合事实。经常有人拿中国儿童学习汉字 不容易来证明汉字难学难认，那么西方儿童学习单词就容易吗？ 就以英文为例，学会26字母难道就算扫盲了吗？美国2005年12月教育部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美国１６岁以上的成年人中大约有１１００万名英语文盲，相当于每２０个人中就有一人不能使用英语完成日常工作。又有人说，中国儿童要花三年的时间专门学文字，耽误了学习其他知识的时间。这个论据就更加荒谬 了，且不说我们上小学前三年时间并不是全学汉字的，我们还要读书、被文章，而且，对于中国人来说学会1500个汉字就等于扫盲了，中国一般小学生毕业时候 的识字量(包括识记以及了解含义)是2500个,一般人经常使》等古典名著了，更妙的是，对于中国人来说，认识3000个字就基本不必要在汉字上下进一步功夫了，节省了大量的时间。而在英语世界里，没有2万个词汇别想读报，没有3万个词汇别想把周刊读顺，英语国家大学毕业10年后的职业人士一般都懂8万词 汇。也就是说，当一个中国人认识3000个字以后，他只需将大脑用于记忆新事物形象和名称即可，而一个英国人在学会26个字母，并学会2万个词汇后，在日 后的工作生活中，不仅需要记住新事物的形象和名称，还要学会该事物的拼写。至于对来自欧美的现代科技名词，汉字可以通过一些组合便可记录下，相对于拼音文 字更加轻松，而不必像欧美一样不断膨胀词汇量，据称，当前英文词汇已突破50万，预计下世纪中叶，将突破100万大关。过去，人们总是以中国的文盲率高来 论证汉字的难。而事实是，文盲率与汉字的难易是不相关的。印度、东南亚诸国都是实行拼音文字的国家，他们的文盲率为什么比中国还低呢？难道是他们的文字有问题？香港长期以来素有"文化沙 漠"之称，迟至一九七四年才开始实行义务教育制度。所以早年离港"闯荡"欧洲的华侨教育程度普遍低下。香港经济逐年兴旺，港府推行义务教育之后，文化沙漠 景观逐渐淡出，八十年代科学人文活动日益增色。香港的中文教育基本上仍以繁全为正体，但普及教育速度不慢。文化城市的姿色已初露端倪。 国民党退守台湾时，台湾人几乎都不会汉字，1952年，台湾的文盲率达到42%，1995年，文盲率就降到6%。
中国大陆实行简化四十年，至1978年才停止进行"阶级斗争"，即工农、干部子弟优先和限制黑五类子弟接受教育的政策，然而文盲人口仍高达近两亿。半文盲难以统计。其中大部分仍是工人农民。改革开放以来，随着1986年文字的稳定，政策的到位，2000年文盲率降到了10%以下。因此，关键在于国家的教育投资和社会的安定程度，以汉字的繁难来论证国民教育素质的低下实在是没有道理的，是推卸责任的做法。
（六） 驳"汉字拉丁化是中国生存的必要条件"。
长期以来，主张汉字拉丁化的人士一直用鲁迅所说"汉字不灭，中国必亡"来吓唬中国人民，本人认为实在不应该，难道鲁迅偶尔放屁大家也要跟着放么？ 毛泽东的神话早已打破了，难道我们还要把鲁迅推上"两个凡是"的神台吗？邓小平说得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美国务实哲学之父杜威也认为，知识是在对经验的不断验证中发展的。鲁迅这句话和同事代的钱玄同等的观点其实都是要表述一个意思，即"汉字拉丁化是中国生存的必要条件"，中国如果想在列强中生存并发展，就必须实行汉字拉丁化。汉字拉丁化是中国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那么事实是怎样呢，中国没有实行汉字拉丁化，中国照样在抗日战争中取得了胜利，中国照样实现了抗美援朝的胜利，中国照样发明了两弹一星，中国照样取得了改革开放的巨大成绩，对于没有实行汉字拉丁化甚至没有实行简体化的台湾和香港则是作为亚洲四小龙步入发达地区的行列。
相反，实行文字改革的中亚、南亚诸国经济反而没有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搞得好，南北朝鲜都实行了改革，但是经济发展的水平却迥异。这说明对于一个国家的生存，是否将文字拉丁化或拼音化并不是必要条件，关键还要看人民的团结和政府的管理水平。我们不能将我们的落后不负责任的归咎于传统文化或者汉文 字，应多从我们自身找原因。
（七） 拉丁化改革的实践
汉字拉丁化曾在陕甘宁边区试用，最后彻底失败，但是拉丁派面对事实却不敢承认，这就让人怀疑他们的动机了，是为私利而改革，还是为改革而改革？比 如陆志韦在《五四纪念再谈谈新文字》（《进步日报》1949-5-4）的文章中说，"在老解放区，拼音文字好象推行不开"，认为"过去的工作可以说是失败 了，至少没有完全成功"。但文章仍然认为，是汉字的"封建性"阻碍了拼音文字的推广。这种"封建文字的锁链又是双重的"，一是"只许写文言文"，二是"只 许用方块汉字，不许用拼音文字"。把推行拼音文字的障碍归咎于汉字的"封建性"，是受到文字阶级性认识的影响。
季羡林先生在总结他自己的学术生涯时说过的一段话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代表。我这里不嫌罗嗦，摘引如下："世界语言种类繁多，至今好像还没有一个大家 所公认的‘科学'的分类法。不过，无论如何，汉语同西方印欧语系的语言是截然不同的两类语言，这是无论谁也无法否认的事实。然而，在我们国内，甚至在国 外，对汉语的研究，在好多方面，则与对印欧语系的研究无大差异。始做俑者恐怕是马建忠的〈马氏文通〉。这一部书开创之功不可没，但没能分清汉语和西方语言的根本不同，这也是无法否认的。汉语只有单字，没有字母，没有任何形态变化，词性也难以确定，有时显得有点模糊。在‘五•四'运动期间和以后一段时期内， 有人就想进行改革，不是文字改革，而是语言改革，鲁迅就是其中之一，胡适也可以算一个。到了现在，‘语言改革'的口号没有人再提了。但是研究汉语的专家们 的那一套分析汉语的方式，我总认为是受了西方有形态变化的语言的方法的影响。我个人认为，这一条路最终是走不通的。"（《文艺研究》特刊，1999年第3 期）。
结论：本人的汉字拉丁化改革曾是一无所知的，似乎政府也不再题此事，然而，前几天我在网上看到相关讨论时，给我的震惊可以说是无以言表的。这几天，我始终不能忘记这事，反而心中愈发汹涌。汉语，无论是她的语言还是文字，国语或是普通话，抑或是各地方言，都让我由衷的热爱和自豪。然而，竟然有人会提出汉字拉丁化，这不仅让我怒火中烧，而毛泽东、蔡元培、鲁迅等这些民族的先贤竟然也会对自己手下的汉字如此反对、甚至诅咒，这就让我不禁困惑了，我困惑的不是汉字的伟大，而是这些人为何如此昏头，毕竟老毛年轻时也提出过湖南独立，鲁迅的骂人也不总对。
这几天我认真的在网上搜了一下，了解了一点拉丁化运动的来龙去脉，写了一点自己的想法，现在希望与大家共享。这里我没有谈到汉字简化的问题，毕竟相对于汉字拉丁化而言，这还是小问题。
我想，汉族为什么能够5000年的历史沧桑中保持其庞大的身躯，无论经历多少割据和异族的统治，始终能确认自己的民族身份？难道完全是孔子之道么，难道完全是我们的文化先进么（至少蒙古族统治权中国时似乎并不这样认为），当我了解了法兰克王国的兴衰和今日欧洲的形成时，我知道这里有你--汉语言文字的功劳。
现在竟然仍然有一批人，在顽固的推行他们自己的所谓拉丁化运动，认为汉语是落后语言，就像周有光等所谓的语言学者所认为的，似乎不杀死汉语死不甘 休，对于汉语改革，早已失去早先的救国救民的原意，而只是为改革而改革，语言改革也只是成为他们维护自己伪学术地位的工具。而这些语言学者也成为我们民族 语言以及统一的最大威胁。语言学者或许拥有严密的逻辑推导，但首先须要有绝对正确的前提，错误的前提下无论多么严密的逻辑论证都只会离真理越来越远。而这 前提则不是由语言学者确定的，比如汉字就比拉丁文字落后吗？这要由社会学者、文化学者、政治学者、民族学者、经济学者等共同研究，要由全体人民决定，而不能像五、六十年代那样有少数麦国集团关门造车。正像有人说的，一种语言采用什么文字体系，从来不是一个语言学问题，而是宗教和政治影响力优势的表现。如东南亚的各岛屿国家，在古代使用印度字母，伊斯兰教传入后又改用阿拉伯字母；到近现代，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都改用拉丁字母。前苏联的中亚/高加 索各共和国，先是废除阿拉伯字母采用拉丁字母，此后又改用西里尔字母。苏联解体后，突厥语各共和国又开始采用拉丁字母，引发一场所谓"打字机战争"（土耳其、俄罗斯、伊朗均赠予它们不同字母体系的打字机，希望采纳对己方有利的字母体系）。更有极端的例子如塞尔维亚语和克罗地亚语，本是同一种语言，但因为政治宗教的影响，采用了不同的字母体系（西里尔字母/拉丁字母），结果造成政治上的分裂；南亚的印地语和乌尔都语也是同样的例子。一种语言完全可能用不同的文字体系来书写表现，历史上，这种改变从来不是因为文字本身的原因而遭到废除，而总是宗教或政治影响力的体现。
本文从好友奇佳处得来，他也是从网上转来的。正文前的按语，即为奇佳所作。
（这是多年前看到的一片网文，我觉得很好。看到作者大骂周有光，于我心有戚戚焉。周有光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人物了，当年奉承上意，做灭亡汉字的工作。近来忽然摇身一变，突然又成了民主人士。什么走红就从事哪一行。对他来说，唯一的不变就是以断绝中国文化的传承为己任。很奇怪，大众因为他一脸的老态龙钟就居然以为他是什么国学大师之类的。真是错把冯京当马凉了。这种人的存在是近一个世纪以来民族虚无主义胜利的标志之一。）
第一、中国汉字拉丁化的四大原因
（一）思想根源：
中国汉字拉丁化的思想根源是语言的普世法则观念，同西洋文化中"语言起源于一"的传说有很大关系，在《旧约•创世纪》中便有"起初天下只有一种语言"之语，至于后来各地语言不同，那是因为上帝为了阻止人类沟通思想，而把人类分散到各地形成的。它这里所谓的不同语言其实是方言而已，这实际上是反映了印欧语言历史变迁的实际情况。其中，语言的普世法则观念的极致是世界语的发明和传播，世界语是波兰医生柴门霍夫博士于1887年创制的一种语言，是在印欧语系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一种人造语，共有二十八个字母，书写形式采用拉丁字母。但是，柴门霍夫只是提出这个语言概念，并没有也没有能力推广，真正将语言的普世法则贯彻的是前苏联的马尔学派。
马尔学派是1917年十月革命后产生的一个主流学派，马尔认为语言是上层建筑，有阶级性；宣传一切语言是由сал、лер、йон、рош四要 素发展出来的；主张语言发展的阶段论（这也是中国至今主张汉字拉丁化运动的学者们的主要立论依据之一）。马尔学派为列宁所领导的苏维埃政府所接受，成为压倒性的学派，并主张用激进迅速的方式来变革语言文字，该派一直统治到1950年，即斯大林发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明确反对为止。苏俄境内少数民族人口合计略微超过斯拉夫人，为了统治安定的需求，以及为将来共产国际的政治统一创造条件。苏俄需要对这些少数民族采用文字改革的手段加以同化。马尔学派的 实质其实就是为此而作的理论准备，列宁曾说："世界语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拉丁语"。一九二一年列宁强迫苏俄境内突厥民族废除阿拉伯文字改用拉丁文字（俄文）时说："拉丁字母是你用来在土耳其（突厥）民族中开始文化革命的第一步。拉丁化是东方伟大的革命。" （ 倪海曙著，《中国拼音文字概论》，转引自杜子劲编，《中国文字改革论文集》（上海：大众书店，1949年）页184）一九二九年初前苏联成立"全苏各族人 民拉丁化新文字中央委员会"，为所有少数民族创制拉丁化新文字，后来，前苏联政府认为以拉丁字母为基础创造文字切断或疏远了这些民族与其他已经或正在使用 基里尔字母（即斯拉夫文字）的民族之间的联系，在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一年间苏联少数民族基本上又放弃了拉丁化，全部采用俄文字母为语言拼音，而且自俄文中 借用了大量新词。然而，当拉丁化的浪潮开始涌向斯拉夫文时，斯大林却发表了《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否定了马尔学派的马尔的"语言是上层建筑"、"语言具有阶级性"、"语言发展具有阶段性"等观点，认为语言具有稳定性、民族性、工具性特征（很遗憾，工具性特征居然也成为中国汉字拉丁化的学者们依据之 一，下文批驳）。
（二）历史根源
汉字拉丁化的历史根源在于中国近代的落后，一批文人从对中国落后的反思从器物、制度乃至无限上纲至中国全部的历史文化，对于文化落后的分析又由反思转而沮丧，继而诅咒和彻底抛弃。而汉字恰恰是中国文化中核心中的核心，于是"汉字落后论"逐渐响彻起来。谭嗣同号召"尽改象形文字(按，即汉字)为谐声 (按，即拼音文字)" ，1918年钱玄同在《新青年》《中国今后的文字问题》中称，"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在 1949年以前，汉字拉丁化得到了蔡元培、鲁迅、瞿秋白、毛泽东等相当一批文人和政治家的支持。
在近代中国，汉字拉丁化之所以能形成一股强大的理论思潮其实离不开国外理论界的大力支持，影响汉字拉丁化的国外力量及国内代理人主要有三派：
其一是作为前苏联共产主义革命输出的重要组成部分传入中国，这一派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政治上，比如认为汉字是阶级压迫的产物，汉字不利于理解和传 播、汉字是落后的文字等等，许多鼓吹汉字拉丁化的学者也是属于这一派或是这一派的门生后人，如瞿秋白、吴玉章以及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前身为中国文字 改革委员会，专门从事汉字拉丁化的国务院直属机关）的许多成员。
其二是来自西方的语言学尤其是语法学的影响。1898年，马建忠以印欧语系的语法为基础，发表了第一本汉语语法专著即《马氏文通》，从此奠定了所 谓的现代汉语语法的基础，由于汉语是以字为基础的，和印欧系语言在编码原则上是有很大的差异，用带有印欧语语法影子的框架来描写汉语语法，人们总有削足适 履之感，并且还影响到语法教育和计算机的语言处理。然而，面对矛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尤其是在中国大陆，学者们反思的不是他们的理论是否正确，不去 推动印刷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而是疑惑汉语是否具有存在的合理性。为了让汉语现实和他们所谓的现代语言理论相契合，于是提出汉语拉丁化。这一派主要是 国内的汉语语言学学者，比如周有光、吕叔湘等，他们由于拥有比较高的学术地位和话语权，以及比较系统的逻辑体系（当然全部是从外国拿来的，可惜在错误的理论前提下，自编自导的逻辑越严密，得出的结论也越荒谬），对国人的影响可能会更为深远和恶劣。
其三是来自日本的影响。在日本，自1866年前岛蜜提出文字改革宣言后，汉字的地位便日益下降。而前岛理论的出发点和逻辑推理和后来的中国如出一 辙，即教育普及和国家富强之根本，"国家宗旨在国民之教育，其教育当不论士民之别而普及于全国民也。"近代的很多日本语学者，对于"日语最初获得的文字" 即汉字，视为阻碍日本近代化的重要原因，并将"汉字的入侵"描述为"至今仍在持续的日语受难史"。平井昌夫在战后出版的《国语国字问题的历史》中，强调汉字内在有"封建性和非合理性"，并将妨碍"日语将来的健康发展"，不少人甚至认真地设想未来汉字消失的前景。在二战后，日本甚至认认真真地进行过一次日语拉丁化运动，然而，改革的结果是，日文"这种多种的书写方式，可能是今天世界各地通常使用的书写方式中属于最难的一种"，因为它事实上包含了四个体系：汉 字（真名）、平假名、片假名、拉丁字母。作为汉字拉丁化的过渡方案，中国1977年第二次简化方案实际上就参考了日本文字改革的"经验"，可是事实呢，不 得不在1986年取消。
（三）技术层面的原因。
19世纪末期，正是西方印刷术蓬勃兴起的时期，机械打字机的发明大大促进了教育和文化的传播，对于近代西方文明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机 械打字机和印刷术发明自西方，必然是要适应西方的拉丁字母文字，汉字和拉丁字母的巨大差异，使得汉字在较长的一段时间无法分享机械打字机和机械印刷术所带 来的巨大便利。后来的计算机的发明同样似乎显示了汉字的无奈(在汉字输入方法和汉字激光照排发明之前)。汉字的这种劣势使得相当一批期待中国迅速崛起的文 人志士反感甚至憎恶汉字，提出汉字拉丁化。
（四）新中国成立后政权的参与
基于上述三种主要原因，新中国的政治家们对汉字拉丁化也给予了极大的支持，特别是1952年2月5日中国文字改革研究会成立时传达了毛泽东的指 示："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毛泽东的巨大影响力，使得这句话本身便成为了汉字拉丁化至高无上的理论依据。在詹鄞鑫《二十世纪文字 改革争鸣综述》提到：《光明日报》群众来信意见综述提到：文字改革"一家独鸣"，"已经形成一种压力，似乎谁要对文字改革表示怀疑，就会被人扣上一顶‘思 想落后'的帽子，甚至会被人加上‘反对中央实行文字改革'的罪名"。当时的一些民主人士也提出文改的工作方法和公布程序问题。据说，"章伯钧、罗隆基说文 字改革没有经过全国讨论，是几个人关起门来搞的"；罗隆基说"毛主席是赞成拼音化的，这样让大家讨论就很难发表意见了"（杜松寿1957）中国著名考古学 家陈梦家只是因为说："在没有好好研究以前，不要太快的宣布汉字的死刑。""主张拼音的人，不要过于简单的认为全国大多数的人全赞成拼音，此事还得大家讨 论，包括反对的人在内。""文字这东西，关系了我们万万千千的人民，关系了子孙百世，千万要慎重从事。"即被冠以"反对文字改革"的罪名]迫害自杀
第二、总结汉字拉丁化的四大原因，可以得出以下理由：
（一） 汉字不适应现代印刷术和计算机技术；计算机技术是汉字的掘墓者。
（二） 语言是上层建筑，有阶级性；文字是有阶级性的，几千年来汉字只为封建贵族服务，而不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
（三） 语言发展的阶段论；毛泽东"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李振麟强调了从"图画文字－表意文字－拼音文字"的文字发展规律来看问题，这是 富有理性的。周有光的提法略有不同而基本思想相同："更重要的是文字制度的发展。发展的一般规律是从形意制度（picto-ideographic writing）到意音制度（ideo-phonetic writing）再到拼音制度，拼音制度又从音节字母到音素（音位）字母，从只表辅音到兼表元音。音素字母的拼音文字是人类的伟大发明，它用最少的符号写出任何复杂的语言。从形意制度到意音制度是文字发展史的第一次飞跃，从意音制度到拼音制度是文字发展史的第二次飞跃。""任何一种语言，可以用繁难的符号 书写，也可以用简易的符号书写，可以用意音制度书写，也可以用拼音制度书写。更正确地说，任何一种语言，如果它的文字符号是繁难的，迟早要发展为简易；如果它的文字是意音制度，迟早要发展为拼音。这是落后让位于先进的规律，决不因为语言特点和社会习惯的不同而有例外。"（周有光1979:2-3）
（四） 文字只是用来记载口语的工具和符号，汉字具有保守性，不能表现语言的时代变化，今天的汉字不能体现古代汉字的读音；汉字不是记音文字，不能跟语言完全结合，不便推广白话文。
（五） 汉字不好学，汉字难学难写难认，是普及教育的障碍。拼音文字只要记住几十个字母，学习起来容易得多。汉字不便记录来自欧美的现代科技名词。
（六） 汉字拉丁化是中国生存的必要条件，鲁迅说"汉字不灭，中国必亡"。
第三、逐条批驳汉字拉丁化
（一） 主张"汉字不适应现代印刷术和计算机技术；计算机技术是汉字的掘墓者"的学者主要是处于汉字输入法和现代汉字排版（包括机械排版和激光排版）技术发明以前，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汉字的打字和印刷已经完全不承任何问题，王选院士发明的激光排版技术更使世界上任何文字（包括汉字和拉丁文字）在印刷和传播方面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中国在近代历史上汉字在打字和印刷方面落后于西方，根本就不是汉字本身的问题，而是中国的科技落后于人。相反，许多很早就实行文字拉丁化的古老民族，比如20世纪初推行拉丁文字的土耳其、19世纪末推行拉丁文字的越南，以及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甚至印度，也没有看到他们在本民族信息的发明和传播方面拥有什么杰出的成就（印度在软件方面的成就也只是使用英语，沾了世界上强势英语的光，本民族语言却没有任何闪光之处）。今天， 已经很少有人再拿印刷术和计算机技术来为汉字拉丁化作依据了，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科技的发展和语言文字是没有内在依据的，哪一个民族的科技强大，哪一个 民族的语言也必然成为强势语言。
（二） 至于语言阶级性观点的人一定还生活在上个世纪50年代以前，这种观点其实本来是为苏联的政治服务的，上文说得很明确了，当推行世界语、实行拉丁化的浪潮稍微触犯了俄罗斯族的语言时，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就可以让你清醒了。
（三） 至于语言的阶段问题，实际纯粹就是一些语言学专家臆想出来骗小孩玩的，1985年刘光裕指出，"汉字和西方拼音文字是世界上所有文字中两个最大的不同系 统。认为西方的这个文字演进三阶段也同样适合于中国的汉字，这个结论，完全是靠理性判断和逻辑推理的方法得出来的，并无事实根据。而且，以前和现在的所有论者皆无法提供足以证明这个结论的事实根据。"
本理论是最迷惑人的论点之一，为了更好的反驳这一论点，我们不妨摆出历史和现代的事实。
首先，从历史上看，世界古文字埃及的象形文字、苏美尔文、腓尼基文、古印度文（梵文）以及中国的甲骨文等，这五种文字的演变历史分别为：埃及象形 文字消失；苏美尔文在公元前3200年至公元前2500年间历经图画文字、表意文字、楔形文字（拼音文字）的演变过程；腓尼基文是字母文字并成为欧洲字母文字的始祖；古印度文是字母文字，后消失；中国甲骨文是象性文字，发展为表意文字--汉字。而在这五种文字中埃及古文、苏美尔文、腓尼基文都位于中东两河 流域，它们之间的影响尚不能确定。从以上事实，除了苏美尔文经历了所谓的"文字演进三阶段"，其余四种都不能没有相似演变。因此，所谓文字演进三阶段并没 有可靠的历史事实依据。
其次，在现代，人类的语言文字主要分为汉字、拉丁字母、斯拉夫字母、阿拉伯字母、梵文字母等五大系统。除了汉字外，其它四大系统均为拼音字母，拼音则因地因时而变迁，拉丁字母就分化为英文、德文、法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荷兰文、瑞典文、丹麦文等。汉字系统则包括中文、韩文、日文、新加坡文、与已死亡的琉球文、老越南文，汉字（方块字）不是拼音字母就避免了因地因时而变迁，汉字的稳定、不变迁造成它成为世界最多人口使用文字系统地位。在汉字系统内，并没有出现所谓的由表意文字转向拼音文字的自然倾向，其中韩文、老越南文都是由政府强制转向为拼音文字的，而且至今没有看到转变后所带来的文化优势，相反，还人为的在一个民族中创造两套文字系统，因为他们如果想要了解自己的历史就必须重新学习过去的文字系统，这就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和文化的割裂。因此，从现实的社会发展来看，也没有所谓文字演变三阶段的事实依据。
其三，实际上，在当今世界，客观上不仅没有所谓的形意向音意的发展方向，反而有着强烈的音意向形意化发展方向。其典型表现就是在科学界尤其是在数学、物 理、化学等学科里，人们之间的交流不必通过口语进行交流，而只是通过严格规定的数学、物理、化学图形和符号就能了解对方所要表达的意义，而这些意义如果转 化为口语则是有不同的"方言"或语言的。有人说，阿拉伯数字我们不是很早就通用了吗？以此来论证汉字拼音化的正确，然而，恰恰相反，阿拉伯数字正是表意的 符号，完全符合汉字形意音结合的习惯，试问，世界上有几个民族对于阿拉伯数字的读音是相同的？
（四） "文字只是用来记载口语的工具和符号"这恰恰只是拼音文字的特点，根本不足以描述汉字系统。按照传统的汉语语言学，汉语的研究包括文字、音韵、训诂，即 形、音、意。记录口语只是汉（字）语的一个功能。拼音文字只有音、意两种功能，不能体现形，而意又依附于音，这造成了拼音文字在传播文化过程中纵向和横向 的切割。我们知道口语是不断变化的，不同的时代、地方的口音也是变化的，由于拼音文字以记音为主要功能，这就要求拼音文字不断地进行修改，这就是为什么今 天未经专门训练的英国人无法看懂三百年多前莎士比亚原著的原因了；同时，由于地域的切割使得不同地方的人们语言的障碍，不同的语言或方言必然促使不同的拼 音文字的产生，由此，产生不同的民族或民族的分裂，这或许就是为什么罗马帝国纵然有长期强大的统治却不能形成一个民族的原因，也或许是当统一欧洲的法兰克 皇帝查理大帝死后，其三个孙子分裂的三个国家竟能形成三个不同民族的原因吧。
汉字却不然，因为中国先民很早认识到的是"五方之民，言语不通"（《礼记•王制》）这样一个现实，所以，中国先民再创制文字，将意作为文字的首要 功能，形为意服务，而对于音则比较宽容。显然，这种文字对于生活面积广大、距离遥远的民族的内部交流非常有利，因为，在一个交通不便、距离遥远的人群之间 传输信息，主要载体是信件和文字，信件和文字首要的任务是要清晰的传输要表达的意义而不是发音。汉字的这种独特的功能使得汉族在生活日益遥远和闭塞，并相 应产生严重的口音变化时，仍能准确地传递彼此的信息，维持彼此的关系，拥有同一份历史，构成同一种民族。因此，对于一个拥有庞大人口和众多方言的民族，汉 语是祖先和历史赐给我们的最好的文字。试想一下，如果我们使用的是拼音文字，那么在三国分裂的近百年时间里，在两晋南北朝的数百年分裂割据中，在五代十国 的百年左右的分裂过程中，我们难道不会像法兰克王国一样分成不同的国家继而形成不同的民族吗？
胡适是文字改革的先锋之一，但他的弟子唐德刚却强烈反对："我们有了方块字，教育愈普及，则民族愈团结；民族愈团结，则政治统一便愈容易推动。......文艺复兴以后的欧洲便适得其反。他们教育愈发达，则方言愈流行；方言愈流行，则政治愈分裂。"（《胡适杂忆》）
至于某些学者提到的口语的统一问题，完全可以通过汉字注音和教育完成，为什么非要改变政体的文字呢？德国人欧克思（Edward Eukes）或许能为我们解惑："中国文字乃‘精神纽带'，能将各地方言不同之种族，结合一处，使其成为一统之大民族。主张以字母代替中文之人，非具有侵 略野心之国际阴谋者，即系为虎作伥之不肖教士。良以不消灭中国文字，即不能分裂中国民族；民族不分裂，‘分而治之'之侵略原则，又安能见诸实施？"他实际 上指拉丁化暗含国际阴谋，可惜我们当时许多先辈竟然不知不觉中成为帮凶，且看1931年9月26日在海参葳举行"中国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会"，苏联人郭质 生、龙果夫及中共领袖瞿秋白、吴玉章等草拟了"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简称北拉）。会议发表13条宣言，从其三条原则看出「废除汉字」口号本质是苏联分化 中国的策略：1."大会认为中国汉字是古代与封建社会的产物，已变成了统治阶级压迫劳苦群众工具之一，实为广大人民识字的障碍，以不适合于现代的时代。 2.要根本废除象形文字，以纯粹的拼音文字来代替它。并反对用象形文字的笔划来拼音或注音；如日本的假名，高丽的拼音，中国的注音符号等等的改良办法。 3.大会反对资产阶级的所谓统一国语运动。"同时，北拉从上海推广到全国许多城市，各种方言都搞拉丁化方案。上海有上海话方案，宁波有宁波话方案，广州也 有广州话方案。形成了一个广泛的拉丁化运动。同时胡绳（世界语者）编了《上海话新文字概论》，陈原（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名誉会长）也编了《广州话新文字课 本》，可见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与世界语运动是多么密切。在《汉语拼音方案》公布后，以北拉为旗帜的中国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结束了，而广州话拉丁化新文字（简称 广拉）在港澳地区仍就沿用下来。如果不同的方言有不同的文字，汉族还是一个统一的民族吗？正如去年余光中在接受白岩松采访时所说的，"我们整个中国那么多 省，那么多方言，幸好有一样东西是完全统一，书同文车同轨，同文，写下去就是一样，所以这个是很大的象形，要没有这个国文，没有这个形象，没有这个文字， 那就差得太多了。"
（五） 所谓"汉字不好学，汉字难学难写难认，是普及教育的障碍。拼音文字只要记住几十个字母，学习起来容易得多"其实全不符合事实。经常有人拿中国儿童学习汉字 不容易来证明汉字难学难认，那么西方儿童学习单词就容易吗？ 就以英文为例，学会26字母难道就算扫盲了吗？美国2005年12月教育部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美国１６岁以上的成年人中大约有１１００万名英语文盲，相当于每２０个人中就有一人不能使用英语完成日常工作。又有人说，中国儿童要花三年的时间专门学文字，耽误了学习其他知识的时间。这个论据就更加荒谬 了，且不说我们上小学前三年时间并不是全学汉字的，我们还要读书、被文章，而且，对于中国人来说学会1500个汉字就等于扫盲了，中国一般小学生毕业时候 的识字量(包括识记以及了解含义)是2500个,一般人经常使》等古典名著了，更妙的是，对于中国人来说，认识3000个字就基本不必要在汉字上下进一步功夫了，节省了大量的时间。而在英语世界里，没有2万个词汇别想读报，没有3万个词汇别想把周刊读顺，英语国家大学毕业10年后的职业人士一般都懂8万词 汇。也就是说，当一个中国人认识3000个字以后，他只需将大脑用于记忆新事物形象和名称即可，而一个英国人在学会26个字母，并学会2万个词汇后，在日 后的工作生活中，不仅需要记住新事物的形象和名称，还要学会该事物的拼写。至于对来自欧美的现代科技名词，汉字可以通过一些组合便可记录下，相对于拼音文 字更加轻松，而不必像欧美一样不断膨胀词汇量，据称，当前英文词汇已突破50万，预计下世纪中叶，将突破100万大关。过去，人们总是以中国的文盲率高来 论证汉字的难。而事实是，文盲率与汉字的难易是不相关的。印度、东南亚诸国都是实行拼音文字的国家，他们的文盲率为什么比中国还低呢？难道是他们的文字有问题？香港长期以来素有"文化沙 漠"之称，迟至一九七四年才开始实行义务教育制度。所以早年离港"闯荡"欧洲的华侨教育程度普遍低下。香港经济逐年兴旺，港府推行义务教育之后，文化沙漠 景观逐渐淡出，八十年代科学人文活动日益增色。香港的中文教育基本上仍以繁全为正体，但普及教育速度不慢。文化城市的姿色已初露端倪。 国民党退守台湾时，台湾人几乎都不会汉字，1952年，台湾的文盲率达到42%，1995年，文盲率就降到6%。
中国大陆实行简化四十年，至1978年才停止进行"阶级斗争"，即工农、干部子弟优先和限制黑五类子弟接受教育的政策，然而文盲人口仍高达近两亿。半文盲难以统计。其中大部分仍是工人农民。改革开放以来，随着1986年文字的稳定，政策的到位，2000年文盲率降到了10%以下。因此，关键在于国家的教育投资和社会的安定程度，以汉字的繁难来论证国民教育素质的低下实在是没有道理的，是推卸责任的做法。
（六） 驳"汉字拉丁化是中国生存的必要条件"。
长期以来，主张汉字拉丁化的人士一直用鲁迅所说"汉字不灭，中国必亡"来吓唬中国人民，本人认为实在不应该，难道鲁迅偶尔放屁大家也要跟着放么？ 毛泽东的神话早已打破了，难道我们还要把鲁迅推上"两个凡是"的神台吗？邓小平说得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美国务实哲学之父杜威也认为，知识是在对经验的不断验证中发展的。鲁迅这句话和同事代的钱玄同等的观点其实都是要表述一个意思，即"汉字拉丁化是中国生存的必要条件"，中国如果想在列强中生存并发展，就必须实行汉字拉丁化。汉字拉丁化是中国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那么事实是怎样呢，中国没有实行汉字拉丁化，中国照样在抗日战争中取得了胜利，中国照样实现了抗美援朝的胜利，中国照样发明了两弹一星，中国照样取得了改革开放的巨大成绩，对于没有实行汉字拉丁化甚至没有实行简体化的台湾和香港则是作为亚洲四小龙步入发达地区的行列。
相反，实行文字改革的中亚、南亚诸国经济反而没有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搞得好，南北朝鲜都实行了改革，但是经济发展的水平却迥异。这说明对于一个国家的生存，是否将文字拉丁化或拼音化并不是必要条件，关键还要看人民的团结和政府的管理水平。我们不能将我们的落后不负责任的归咎于传统文化或者汉文 字，应多从我们自身找原因。
（七） 拉丁化改革的实践
汉字拉丁化曾在陕甘宁边区试用，最后彻底失败，但是拉丁派面对事实却不敢承认，这就让人怀疑他们的动机了，是为私利而改革，还是为改革而改革？比 如陆志韦在《五四纪念再谈谈新文字》（《进步日报》1949-5-4）的文章中说，"在老解放区，拼音文字好象推行不开"，认为"过去的工作可以说是失败 了，至少没有完全成功"。但文章仍然认为，是汉字的"封建性"阻碍了拼音文字的推广。这种"封建文字的锁链又是双重的"，一是"只许写文言文"，二是"只 许用方块汉字，不许用拼音文字"。把推行拼音文字的障碍归咎于汉字的"封建性"，是受到文字阶级性认识的影响。
季羡林先生在总结他自己的学术生涯时说过的一段话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代表。我这里不嫌罗嗦，摘引如下："世界语言种类繁多，至今好像还没有一个大家 所公认的‘科学'的分类法。不过，无论如何，汉语同西方印欧语系的语言是截然不同的两类语言，这是无论谁也无法否认的事实。然而，在我们国内，甚至在国 外，对汉语的研究，在好多方面，则与对印欧语系的研究无大差异。始做俑者恐怕是马建忠的〈马氏文通〉。这一部书开创之功不可没，但没能分清汉语和西方语言的根本不同，这也是无法否认的。汉语只有单字，没有字母，没有任何形态变化，词性也难以确定，有时显得有点模糊。在‘五•四'运动期间和以后一段时期内， 有人就想进行改革，不是文字改革，而是语言改革，鲁迅就是其中之一，胡适也可以算一个。到了现在，‘语言改革'的口号没有人再提了。但是研究汉语的专家们 的那一套分析汉语的方式，我总认为是受了西方有形态变化的语言的方法的影响。我个人认为，这一条路最终是走不通的。"（《文艺研究》特刊，1999年第3 期）。
结论：本人的汉字拉丁化改革曾是一无所知的，似乎政府也不再题此事，然而，前几天我在网上看到相关讨论时，给我的震惊可以说是无以言表的。这几天，我始终不能忘记这事，反而心中愈发汹涌。汉语，无论是她的语言还是文字，国语或是普通话，抑或是各地方言，都让我由衷的热爱和自豪。然而，竟然有人会提出汉字拉丁化，这不仅让我怒火中烧，而毛泽东、蔡元培、鲁迅等这些民族的先贤竟然也会对自己手下的汉字如此反对、甚至诅咒，这就让我不禁困惑了，我困惑的不是汉字的伟大，而是这些人为何如此昏头，毕竟老毛年轻时也提出过湖南独立，鲁迅的骂人也不总对。
这几天我认真的在网上搜了一下，了解了一点拉丁化运动的来龙去脉，写了一点自己的想法，现在希望与大家共享。这里我没有谈到汉字简化的问题，毕竟相对于汉字拉丁化而言，这还是小问题。
我想，汉族为什么能够5000年的历史沧桑中保持其庞大的身躯，无论经历多少割据和异族的统治，始终能确认自己的民族身份？难道完全是孔子之道么，难道完全是我们的文化先进么（至少蒙古族统治权中国时似乎并不这样认为），当我了解了法兰克王国的兴衰和今日欧洲的形成时，我知道这里有你--汉语言文字的功劳。
现在竟然仍然有一批人，在顽固的推行他们自己的所谓拉丁化运动，认为汉语是落后语言，就像周有光等所谓的语言学者所认为的，似乎不杀死汉语死不甘 休，对于汉语改革，早已失去早先的救国救民的原意，而只是为改革而改革，语言改革也只是成为他们维护自己伪学术地位的工具。而这些语言学者也成为我们民族 语言以及统一的最大威胁。语言学者或许拥有严密的逻辑推导，但首先须要有绝对正确的前提，错误的前提下无论多么严密的逻辑论证都只会离真理越来越远。而这 前提则不是由语言学者确定的，比如汉字就比拉丁文字落后吗？这要由社会学者、文化学者、政治学者、民族学者、经济学者等共同研究，要由全体人民决定，而不能像五、六十年代那样有少数麦国集团关门造车。正像有人说的，一种语言采用什么文字体系，从来不是一个语言学问题，而是宗教和政治影响力优势的表现。如东南亚的各岛屿国家，在古代使用印度字母，伊斯兰教传入后又改用阿拉伯字母；到近现代，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都改用拉丁字母。前苏联的中亚/高加 索各共和国，先是废除阿拉伯字母采用拉丁字母，此后又改用西里尔字母。苏联解体后，突厥语各共和国又开始采用拉丁字母，引发一场所谓"打字机战争"（土耳其、俄罗斯、伊朗均赠予它们不同字母体系的打字机，希望采纳对己方有利的字母体系）。更有极端的例子如塞尔维亚语和克罗地亚语，本是同一种语言，但因为政治宗教的影响，采用了不同的字母体系（西里尔字母/拉丁字母），结果造成政治上的分裂；南亚的印地语和乌尔都语也是同样的例子。一种语言完全可能用不同的文字体系来书写表现，历史上，这种改变从来不是因为文字本身的原因而遭到废除，而总是宗教或政治影响力的体现。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